最是文人不自由

　　在谈论陈寅恪的文章中，易中天先生的《劝君免谈陈寅恪》是一篇较为突出之作。文中易先生对陈寅恪的一生追根溯源、抽丝剥茧，以严谨的逻辑与绵密的分析，直指读书人心中最后坚守的那点学统尊严，即所谓“独立思想，自由人格”真正的现实可行性。易先生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是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

　　因为陈寅恪先生自己也曾说：“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他那样一位旷代大儒，只因傲骨不折，拒绝康生登门求见，就导致呕心沥血的著作“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后来历次运动中更是动辄得咎，在悲凉彻骨的心境中熬尽残年。学者夏中义总结道：“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试想，陈寅恪先生肩头扛着一支如椽巨笔尚且落得如此下场，至于才疏学浅的吾辈小民，肩上拖着一家老小的坛坛罐罐，还能象易先生讲的那样“豁”得出去吗？

　　读书为文，到底该不该去追寻那点“意义”呢？

　　陈寅恪先生的三位高徒，同样才高八斗，但其迥然不同的三条人生道路，似乎正好回答易先生的“意义”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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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随笔》2013年第2期王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