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宣传的明代镜鉴

　　近读《明史》，豁然发现明代尤其是明初的普法经验于今仍有借鉴意义。

　　一是普法入户，强力推行。明太祖朱元璋对普法的重视实为历代中国帝王所罕见。明朝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朱元璋就着手制定大法，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表达了自己的法制宣传思想：“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直解其意，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今吾以《律令直解》遍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自少矣”。朱元璋强调了所普之“法”的内容须通俗易懂，“使民家喻户晓”。这一条实际上是强调立法的大众化，为普法的深入贯彻夯实基础。他特别重视普法的效果，《大诰》的制定与普及正是朱元璋法制宣传思想的集中体现。为了普及《大诰》，朱元璋诏谕：“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大诰·颁行大诰第七十四》)。朱元璋此举不免带有随意量刑而破坏法制之嫌，但其大力推行普法的良苦用心却跃然纸上，《大诰》的普及亦得到空前落实。既然家中收藏《大诰》可以减等处罚，又有谁敢保证家庭成员终生与法无涉呢？是故这种强力推行的普法方法大大促进了平民百姓收藏与学习《大诰》的热情，实现了法制宣传家喻户晓的效果，以至于出现了“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明史·刑法志》)的普法盛况，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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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3月7日《检察日报》赵天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