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创造社关系始末

　　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若干回忆性文字，如《创造十年》(1932)、《创造十年续篇》(1937)等之中，郭沫若曾十分详尽地讲述了1918至1929年间的“创造历史”。在这些讲述中，郭沫若的“以创造社为中心的我自己十年间的生活”得以清晰地再现，而他与创造社的始末关系也自然潜含其中。

　　关于创造社成立的具体时间，结合其成员的回忆来看虽还有一定出入，但作为社团成立前的“受胎期”及孕育阶段，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已详细记录了其主要经过。1918年8月间，身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在福冈博多湾畔箱崎神社偶遇同窗张资平，谈到“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仁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并商定邀请郁达夫、成仿吾参加。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凭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理想，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相继与留学日本的田汉、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陶晶孙、何畏等交往，邀集同仁、着手创作。1921年4月，郭沫若赴上海参加泰东图书局工作，希望完成出一种纯文艺杂志的“使命”；后得书局经理赵南公的允诺与资助，于5月回日本巡访各地朋友，商量杂志用什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定期时限的长短以及每人可以担负的稿件的分量等具体问题，这样，便有了是年6月间东京郁达夫寓所中创造社的正式成立。

　　在《创造》季刊第二期的《编辑余谈》中，郭沫若曾言：“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郭沫若的话反映了前期创造社尊崇个性、平等自由的文艺思想，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核心。正如郑伯奇在《二十年代之一面》一文中指出的：“创造社毕竟是以沫若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种自由结合的组织，成立以前需要有人热心地去打基础，成立以后更需要有人耐心地去支持和推动。若没有一个中心，组织不易成立，成立后更难于维持。沫若对于创造社的功绩，不止是起草社章，号召同志，交涉杂志丛书的出版而已；充实刊物，处理人事，以至对于外来攻势的防御，这一切都有赖于沫若的苦心和势力。……至于机关刊物的支持，《洪水》半月刊的产生，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这些都是以沫若为中心而实现的，那更是彰明较著的事实了。”无论是身体力行、呼朋引伴，还是凭借其在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中的地位、声望(在郑伯奇看来，赵南公当时同意郭沫若办刊也与此有关)，郭沫若都无疑是创造社公认的领袖、灵魂式的人物。从创造社的酝酿、诞生、组织、推动与发展，郭沫若的影响与作用可谓无处不在。他曾以《创造者》为题赋诗作为《创造》季刊“发刊词”，“高赞这最初的婴儿”，“高赞这开辟洪荒的大我”；他曾以诗作《创世工程之第七日》作为《创造周报》的“发刊词”，并抒发“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将从上帝休息的第七天上做起的理想；他曾作诗将“创造”比作“我们的花园”(《我们的花园》)，又在《〈创造日〉停刊布告》中以诗诉说它“永远不死！”而创造社之所以可以在文学上竖起浪漫主义的旗帜，基本上也与郭沫若的创作风格有关。他又提议将日刊定名为《创造日》并为其标题作画；对于中期创造社重要刊物《洪水》(1924年8月出版，初为周刊，第一期出版后停刊；1925年9月复刊，为半月刊)，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曾以破笔蘸着蓝黑墨水为封面题字，后又以《三个叛逆的女性》(即戏剧《卓文君》《王昭君》《聂荌》)的出版扶植上海光华书局及一册《文艺论集》和周全平的一册《梦里的微笑》为互惠条件，促成《洪水》的复刊；《洪水》复刊后，郭沫若不仅担负写稿看稿之责，还常常用自己的稿费应付其急需……郭沫若在创造社的核心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26年12月1日出版的《洪水周年增刊》，在刊出《创造社社章》《创造社出版部章程》的同时，也刊出了《总社第一届执行委员名录》和《总部第一届理事名录》，郭沫若分别担任总务委员和理事会主席，其创造社旗手的身份、地位得以“公布”。但在几年后的《创造十年》中，郭沫若仍指出当时外界通有的将其视为创造社“领袖”不过是“一种错觉”，这一说法在今天看来，既可以视为郭沫若对待历史、社团和朋友的坦诚态度，同时，也不失为一种谦逊精神。事实上，“洪水”时期的创造社，在老同仁都不在上海的背景下，正是由于郭沫若的努力和撑持，团结了周全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柯仲平、梁预人等新近加入的创造社“小伙计”，后又拉入了漆树芬和蒋光慈参加创造社，才成就了中期创造社的勃兴。

　　1924年4月至11月期间，再赴日本的郭沫若由于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而发生思想上的重要转变。在8月9日致成仿吾的信中(后来发表时以《孤鸿》为题)郭沫若宣称：“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我现在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对于“今日之文艺”，“转变”后的郭沫若认为只有“能够促进社会革命之实现”的“革命的文艺”才能承认其“存在”、“配受得文艺的称号”。11月，郭沫若带着自己丰硕的创作成果回到祖国。通过调查江浙战争、深入社会实际，郭沫若在文艺观上也有进一步的提高。他认识到现实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为其后来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作了准备。1925年的郭沫若除了在沪亲历五卅运动，加入反帝革命浪潮之外，还同“醒狮派”和“孤军派”的国家主义者进行了论争。在论争中，出于立场、观点陈述的需要，郭沫若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将多篇文章发表于《洪水》之上，从而使自己“从旁把舵轮捉着，把那偏向着‘上帝’的‘洪水’，向着‘猛兽’的一方面逆转了过来。”而中期创造社的文艺发展方向也由此发生了转变。

　　经瞿秋白的推荐，郭沫若于1926年3月去广州，应聘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之职。在此前后，郭沫若先后撰写了《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两篇重要理论文章。这两篇文章的刊出，表明郭沫若在适应时代形势的背景下，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文学与革命的不可分割性。他第一次提出“革命文学”的概念并论述其相关问题，而“革命文学”的提出不仅对后期创造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还是“五四”新文学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学新阶段的重要标志。郭沫若于1926年7月参加北伐，在1927年3月底认清国民党反动派面目后，写下了著名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八一”南昌起义后，郭沫若旋即奔赴南昌，后转赴广东、香港、上海，直至1928年2月因躲避国民党通缉再次横渡日本。对于这一阶段与创造社的关系史，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曾有过交代：“在这一段的期中我和创造社几乎是绝了缘的。这一年中和以后的创造社的情形我不明了，只好让别的朋友们来补写。”然而，1918年以来郭沫若“十年间的生活”毕竟“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因而，一旦回归日常生活状态，创造社便会自然而然地成为郭沫若所要关心的重要内容。从郭沫若《海涛集》中的《离沪之前》《跨着东海》及相关史料可知：1927年年底，郭沫若曾拟定恢复《创造周报》、充实《创造月刊》、发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丛书的计划。当时，郭沫若曾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请求来到上海的鲁迅合作，并在《时事新报》刊登的《创造周报》启事上将鲁迅的名字放在第一位，将自己以“麦克昂”的化名居于次席；此外，1928年2月，在离沪避难日本之前，郭沫若还提议创造社同仁创办《流沙》，用以表达此前潮汕之地一次重要战役的纪念和革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郭沫若爱护创造社，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想“加强”、“掩护”它的意图由此可以得到证明。值得补充的是，郭沫若的计划并未得到创造社成员的支持。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已和另外一批少壮派朋友，订立一个新的发展计划，他坚决反对《创造周报》的复活，并要出版战斗性的月刊即后来的《文化批判》，同时，对于和鲁迅合作的事情，反应也都很冷谈。出于避免创造社可能会分裂的考虑，即将出国的郭沫若选择了退让。《文化批判》的创办(1928年1月)，标志着创作社进入后期活动阶段，后来思想左倾的创造社成员曾在此发表文章，进而形成创造社与鲁迅的论战。不过，从郭沫若最初设定的计划来看，创造社本可以和鲁迅合作，而对于其合作的邀请，鲁迅当时也是慨然允诺的。

　　1929年2月，创造社被封，其社团活动“不复存在”。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成立，创造社前后期主要成员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李初梨、冯乃超等都参加了“左联”，创造社从此正式停止了活动。纵观创造社的历史，郭沫若与其关系可总结为前期的发起、组织与建设；中期的撑持、“转向”与推动；以及后期的“延续”与“远离”这样三个重要阶段。1928年东渡日本，虽使郭沫若远离后期创造社活动中心，但并未影响郭沫若作为其领袖、旗帜的地位。何况，在创造社活动的年代，郭沫若在文学、理论和社会活动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本身就常常和创造社的整体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将郭沫若与创造社的关系(不仅仅是前期)作为贯穿“二十年代之一面”也是未尝不可的。

　　怀着对创造社的深刻记忆，郭沫若在1930年发表(出版)的《文学革命之回顾》和《“眼中钉”》就表达了他深厚的感情和独特的历史认识。在前文中，郭沫若在明显标错《创造》季刊出版时间(该文写成1920年)的前提下，将创造社的活动作为文学革命爆发期的“第二阶段”，并认为这一期的“郭、郁、成”，有别于“前一期”的陈独秀、胡适等人，“着重在向新文学的建设”；在后文中，郭沫若则在创造社失掉其“存在”，曾经与之论战的鲁迅现在已与我们“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的背景下，呼吁去掉“眼中钉”，打消以往的“流水账”。两文相互比照，一方面流露了郭沫若一贯的激情与自信，同时也再现了郭沫若这批留日学生当年参与新文学的真实心态，另一方面则表现了郭沫若对于创造社特有的宽容心理。对于创造社一派“十年的回顾”，郭沫若既写到“它以有产文艺的运动而产生，以无产文艺的运动而封闭”，又写到“它的封闭刚好是说无产文艺的发展，有产文艺的告终”，而这又何尝不是郭沫若与创造社关系的生动写照呢？！(张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