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医到从文

　　同鲁迅一样，郭沫若也是由学医改而从文的。而他的“诗缘”，则来自母亲的早期教育。

　　才有记忆的两三岁上，母亲就开始教他吟诵唐人绝句了：“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母亲读一句，他跟一句，咿咿呀呀里，对诗词的兴趣生长起来。后来上了家塾，读的也多半是诗——《唐诗三百首》《诗三百篇》《千家诗》等等，六七岁的童子已经念得透熟。可惜再后来就不好玩了，因为不光要读，而且要写了——“每三天一回的诗课，早饭过后把应读的书读了，便对着课本子暝坐。翻来覆去地把前面改了的旧课拼命地观摩，想在油渣里面再榨点油出来。用陈了的老套头什么‘二月风光好’、‘三月风光好’、‘四月风光好’之类，差不多把周年十二月都用完了，就是小孩子的自己也觉得难乎为情。起初是无聊的枯坐，后来变成焦躁的熬煎了。做不出是不准你出去玩耍的。由上午坐到下午，由下午又坐到天黑，仍然做不出来，那就只好逼得流眼泪了。”(见郭沫若《我的童年》)这样的“刑罚”足足熬受了二三年光景，残酷是真残酷，受益呢也真“匪浅”。当他戴着“大诗人”明晃晃的桂冠再回头看去时，由衷的庆幸与感激已经远远超出当时所感受的苦恼了。

　　第一次揭开诗的面纱是1913年的事情。那时郭沫若正在成都高等学堂读一年级。一个偶然的机会，22岁的他读到了美国诗人朗费洛的《箭与歌》，只有两小节的短诗，不用翻字典便全念懂了——诗人有一次射过一支箭，箭飞去了但后来又发现了，在一座林子里面；诗人有一次唱过一首歌，歌声飞去了但后来又发现了，在一位朋友的耳朵里——就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却极尽对仗美复沓美音韵美以及想象之美。他陶醉了，如醍醐灌顶般悟到了诗歌之妙，从小读得滚瓜烂熟的古人诗作，此时才真正体味到其甘其醇。然而，那个时代的一般知识阶级都以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为最高追求，郭沫若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他有幸结识了缪斯女神，但他又坚决地拒绝了她。

　　1914年初春，郭沫若怀着报国济民的誓愿东渡日本，仅用半年时间便考上了别人二三年甚至八九年还很难考上的官费学校的医科。这以后，他倾全力学医学，可谓意志坚决，“无复他顾”。日本的医学是德国系统，学医必先学德文。教外语的先生大概都是日本帝大出身的文学学士，总爱用一些原版的文学名著来做课本。略通发音和文法之后，便要读歌德，读海涅。这种教学方法虽然不尽合理，却于无意中把郭沫若用理智封杀的诗心激活，为他在医学之外又开辟出一方小小的文学天地。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几首油印出来的泰戈尔的诗，于是又一次惊异而且陶醉了——那诗是散文式的，明白如话，清新得如同田野里吹来的挟着泥土香味的春风。吟诵中，他理解了孔子为何“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于是，泰戈尔的《新月集》成了他的枕边书，而他则成了这位印度老诗人的真诚崇拜者。

　　尽管如此，郭沫若仍然志在医学，悬壶济世的良医仍然是他憧憬的楷模，因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只是到了最后两年，新开的临床课程让他为难了。“听诊”是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却是他无法逾越的关卡：因为小时候得过的一场大病造成了他两耳重听，让他无法掌握这门临床上必须掌握的基本医术。困难如山横在面前，前途暗淡而渺茫，学习兴趣被迫着一日日冷却。于是人坐在教室里，心却翱翔在浩浩宇宙间。翻飞的羽翅来自文学来自诗，郭沫若悄悄把医学教室变成了他自修文学的课堂。古今中外的许多名著，他都是趁先生在台上津津乐道时把书藏在课桌里偷偷读完的。

　　郭沫若的志趣在转变，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在转变。由白眼而青眼，人们不仅不再鄙夷反而开始研究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社会学科之本质及功能，致使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文化门类重新发散出它们的光辉。这是新时代的觉醒，这个觉醒把郭沫若从医学与文学的夹缝中解救出来。“文艺正是摧毁封建思想，抗拒帝国主义的犀利的武器，它对于时代的革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真正的科学技术等具有同样不可缺乏的功能。”(郭沫若《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被这样的认识驱动着，郭沫若心安理得地放弃了他无法精进的医学而彻底委身于文艺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摇地动的事件激动着每一个有良知的海外学子，几个学医的青年人竟集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义务通信组织。因为是夏天，又都是中国人，而且又是在夏禹鼎家进行的酝酿，这组织便起名“夏社”。大家捐了一点钱，买了一部油印机和纸头、油墨，工作便开始了——主要是翻译日本人仇华的消息，有时也自己撰述一些排日的文字。印出之后，向上海各报馆分寄。因为要和报馆联系，便从9月份开始专门订了一份《时事新报》。《时事新报》上有《学灯》副刊，此时风头正劲。郭沫若从第一次寄来的报纸上第一次看到了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送许德珩赴欧洲》，诗中有“我们喊了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一类的字句。“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么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郭沫若的自信心陡然增长，立刻动手把以前做过的一些本不敢自命为“诗”的文字悉数抄录出来寄回上海，结局是这些诗作很快便出现在了《学灯》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便是《学灯》的“常客”了。他与《学灯》主编宗白华本不相识，然而以诗为媒，两个人竟很快成了挚友。宗白华欣赏郭沫若的才情，便极力怂恿他写、写、写。只要郭沫若有新作寄到，宗白华必定毫无保留地刊发，有时甚至不惜占用《学灯》四开一面的整个篇幅。在前后大约一年的时间内，宗白华每天晚饭后必去报馆看稿子，到报馆后首先寻找的也必是来自日本的信件中那字体最为飘逸俊美的一封，因为那里面一定装有郭沫若的新作。找到了，便激动而兴奋，根本不及细读就将诗稿交出去，以便能赶上当晚排版，因为宗白华知道，《学灯》的读者们也像他们的编者一样，每天都在渴盼着这份珍贵的精神食粮。   

　　自1919年末至1920年初，短短的几个月里，郭沫若被宗白华煽动着，诗兴勃发，似醉似狂。《晨安》《天狗》《炉中煤》《匪徒颂》《女神之再生》《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新作源源不断，灵感如潮奔涌，“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郭沫若《序我的诗》)“《凤凰涅槃》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的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也写了出来。”(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

　　就这样，郭沫若用他的才华他的激情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在一个不长的时段里创作了一大批紧扣时代脉搏的诗篇。泰东图书局串珠联璧结成三辑再合为一部，于民国十年(1921)八月五日初版。诗集命名《女神》，郭沫若为之特作《序诗》一篇：“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甚么私有财产也没有。/《女神》是我自已(己)产生出来的，/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把她公开了。《女神》哟！/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罢！”于是《女神》“去了”，挟着风挟着雷挟着电降临人间。由此开启的一代诗风，如江河不息奔流永远。(高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