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中的旧体诗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崛起，独领风骚，占据了现代中国文学话语秩序的中心位置，盛于唐宋、源远流长的诗词从此被放逐到诗坛边缘，为与新诗区别，而被冠以“旧体”之称，被作为新诗的对立面打入冷宫。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致信臧克家指出旧体诗词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等，由此，更是在新诗与旧体诗词之间构筑了一种不可逾越的诗体政治。

　　其实，从本质上说，所谓新与旧、现代与传统并非纯粹的历时更替，而是互相包孕、共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截然界限的。所以，即使是“五四”时期，被认为是最新的诗人的郭沫若，在最着迷于写新诗的时候，也没有停止使用旧体。诸如田汉、聂绀弩、姚雪垠、臧克家等，也都在后半生重拾旧体。而新诗，一面采取与旧体诗词对立的姿态，一面又自觉不自觉的从中汲取资源与养料，何其芳、艾青、戴望舒、舒婷等现当代诗人的创作都纳故藏旧，闪耀着中国古典诗词的光芒。可以说，在真正优秀的诗人笔下，对立是相对的，是极可能在艺术张力中融为一体的。毛泽东正是运用旧体诗词这一传统的文学形式创造出了具有历史新质的艺术作品，达到了横绝古今的境界。

　　俳句是日本韵文学的传统表现形式之一，是普通民众抒发情感、顿悟人生真谛的一种手段。但是明治维新以来，俳句的生存和发展也曾面临深度危机，到评论家桑原武夫《第二艺术——关于现代俳句》一文出炉，对俳句严加批判和否定，更是从根本上颠覆了俳句存在的基础。在俳句的危急存亡之秋，一些著名作家出于对传统文学体裁的热爱，果断放弃其他文体的创作，回归俳坛，以权威性的引导和影响，力挽狂澜，成为俳句起死回生之人。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俳句出现了中兴之势，不但国内有大量俳句组织与团体，国外也曾广泛兴起研究和创作热潮，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成为日本现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旧体诗词是一种古老的文学体式，体现了中华民族艺术的本质属性，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和谐精神，有中国文人几千年的兴趣寄托。旧体诗词与新诗在内容上有不期而然的分工，新诗多反映社会生活，旧体诗词则更多地关涉个人，适宜个人生活的书写，它在表达人的细微的、灵动的感情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这也是人们喜爱它的真正原因。马大勇指出，旧体诗词承担了现代社会史和现代文人心灵史的记录功能，即如毛主席诗词，既富有时代性社会性，又最富于个性，不仅是现实、历史的生动写照，更是个人生命的激情迸发，而且越到晚年，题赠、唱和之作越多，越近于个人生命的部分。

　　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的生存力量、发展趋势，非人力所能改变，所以，经历了辛亥革命以来剧烈的社会转型，“五四”运动以来剧烈的文化转型，再到当代的政治性压制，旧体诗词仍然顽强生存，生机勃勃。百年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学包括对旧体诗词的全盘否定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偏激，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精神。一个民族只有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与外国文化的冲击、碰撞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才能形成可以抗衡的竞争力。

　　日本俳句的振衰起弊之路可资借鉴，我国的旧体诗词期待主流文学的肯定与宣扬，期待精英写作，期待旗帜性人物参与建设。

　　长期以来，被否定的不仅是“旧文学”，还有“俗文学”，以“鸳鸯蝴蝶派”为标志的通俗文学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逆流”。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体制的转型，文化范式也发生了急剧变化，一种不分雅俗、遑论新旧的多元化文学史观逐渐形成，通俗文学终于以“文学身份”载入了史册。近年来几部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已经将部分通俗文学作家及其作品收入(如高教版、中山大学版)，为文学史书写的完整性跨出了重要一步，也为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准备了台阶。

　　近年来，关于旧体诗词入史引发过激烈争论，争论聚焦于“现代性”。反对入史的最大理由是旧体诗词不具备现代性。王泽龙指出，“文学的现代性不仅是文学思想内容的、精神特征的现代性，而且包括文学语言、文学样式的现代性。”陈思和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它不仅是指时间上的现代性，而且必然是遵循了“五四”新文学精神和现实战斗精神的现代性，因此许多非现代性的文学如旧体诗词是不能侧身其间且平等对话的。

　　赞成入史的则认为旧体诗词中不乏具备现代性的好作品，而且，旧体诗词本是“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的产物，名正言顺属于现代时间范畴，理应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有些学者则对这个预设性前提予以质疑，认为“现代性”是否应该成为入史的标准还有待论证，简单地把“现代”当做“新”的化身，把“传统”当做“旧”的代名词，其实已经进入了画地为牢的境地。吴晓东指出， “也许，近于韦伯所主张的‘价值无涉’的一个可能方式是把中国现代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看作一个中性化的时间概念，而不是一个隐含着价值倾向的概念。凡是发生在这一时间之内的一切文学现象，都应该列入文学史的研究范围”。

　　有些学者另具眼光，认为旧体诗词正是以“旧”的面目显示着自身的魅力，即便在现代性上有所缺失，但这种非现代性或言“反现代性”是十分宝贵的，甚至恰恰是它独特的价值所在，诸如伤怀感世、离别思念、咏史喻志以及高洁伟岸的人格追求、至死不渝的爱恋等，都是中国文学一脉相传的伟大传统，相较于新诗来说更能净化人们的心灵，丰富人们的生活情趣，消除社会的庸俗暴戾之气。

　　一个成熟民族的文学，应当允许各种文体的平等、自由发展，“不让美好的东西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失传”，是中国文学的时代要求。(王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