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忆老舍先生

　　编者按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战线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是“草原文学”流派创建人之一。他的作品《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茫茫的草原》《花的草原》《草原英雄小姐妹》《活佛的故事》等曾多次获得多种奖项，并受到老舍、茅盾等文学大师们的赞扬。一首《敖包相会》传唱至今……

　　玛拉沁夫的散文集《想念青春》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祖国大好河山和世界各地风情。书中描述了作者的创作之路与浪漫情怀，哲思大气的文字跃然纸上，把读者带进了他的散文世界。

　　我听说老舍先生死去的消息时，我自己也正在生与死之间搏斗着。我已失去自由。有一天同我一起劳动的一位同志，背着看守人员悄悄告诉我：“听说老舍死了！”当时，我只有惊愕、悲愤、两眼含泪的沉默……那时候，社会上很乱，各种消息纷纷纭纭，有真有假，我只希望那位同志告诉我的消息是后者。后来，老舍先生的一位亲属到内蒙古来插队，我从他那里证实到那个消息是真的。真的我们再也见不到那位可爱的老人了！但那时，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只是紧紧地握了握老舍先生那位亲属的手，别的，能说什么呢？

　　老舍同志是我们文学界的老前辈，大家出于对他敬重，平时总是称他为先生，就像对鲁迅先生我们从不曾叫过鲁迅同志一样。

　　大约在1955年春节前后，我曾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写过一封信，呼吁中国作家协会对全国几十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情况予以关心。中国文学是我国各个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作家协会领导对信中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视，决定当年春季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老舍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又是一位满族作家，那次座谈会由他主持。在那次全国少数民族作家大聚会上，十几个民族的作家介绍本民族古典、民间和现在的文学情况，许多民族作家都用本民族语言发言，还得翻译，所以那次会开得很长，也可以说开得很累人。但是老舍先生自始至终，精神抖擞，兢兢业业，从不缺席，甚至没有一次迟到。每次我们走进会议室时，老舍先生都早已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扇子，跟先来的同志亲切地交谈着。富于幽默感的老舍先生，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不时引起大家一阵大笑，可他自己却不笑，把扇子“刷”地一合，继续说下去……他是那样平易近人，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我们的亲人！有一次我们大家跟他说：“中国作协应当成立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选您当委员长。”他忙拳起双手作了个揖，说：“不行，不行，我把我们老祖宗的语言全忘了，你们听我这一口京腔儿，能当委员长吗？但我一定争取当个委员，把咱们全国各民族作家团结在一块儿！”

　　老舍先生阅历丰富，文采飞扬，幽默超人。同他一起开会，听他发言，那简直是一次艺术享受。有一次作协开会，我们那个小组的召集人是严文井同志。开头，会有点沉闷，文井就请老舍发言，他一发言，话没过三句，一下就把会议气氛给搞活了。越讲越有趣，越说越引人发笑，到末了，使大家笑得前倒后仰，可他自己一点也不笑，继续侃侃而谈。足见老舍先生的语言具有何等魔力！

　　然而，像他那样乐观、幽默、热爱生活，富有生活情趣的人，怎么会想到死呢？谁能给我回答清楚！

　　老舍先生为人耿直、爽快，嫉恶如仇。他看见不公道的事，就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甚至毫不留情地用最刻薄的语言开炮！应当说，这是一种美德。但，这也曾使一些人有所议论，那意思好像是说老舍先生爱挑刺儿，是个不好惹的倔老头子。其实这完全是误解。还是郭小川同志说得对，他有一次跟贺敬之同志和我说：中国有几个像老舍先生那样的人，有什么不好？老舍是我们的国宝。他爱批评一些我们当中不怎么好的人和事，那有什么不好？多有几个老舍，倒会使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少犯些错误哩！小川这些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来年了，我一直记着。他对老舍先生的评价是公正的。

　　20世纪50年代，我还是一个很幼稚的文学青年，但老舍先生像我的严师与兄长那样爱护我，鼓励我。每次我去北京，他总是约我到他家去。每次我们一进屋，他就放下手里的笔，走过来陪我们坐。我们为打断了他的文思而有些不安。他好像看出我们的心情，就想法儿使我们松弛下来。他给我们说笑话，讲故事，乃至翻箱倒柜找出各种珍贵字画来教我们欣赏，他自己兼作讲解员。有一次他拿出一个很精致的鼻烟壶送给我，指着那个鼻烟壶上烧的画，风趣地说：“你看，这鼻烟壶上画有两峰骆驼，大概是从你们蒙古草原拉来的，还是你把它们牵回去吧！”那个鼻烟壶，我一直珍藏在书架里，前些年各种“战斗队”经常来抄家，也不知道哪一帮人把老舍先生送给我的两峰骆驼给偷走了。直到今天，查无着落，只得作为终生憾事，记在心中。

　　除在夏季之外，每次跟老舍先生约会，他总是叫我在下午四五点钟去看他。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为了谈一会儿话之后，好留下来一同吃饭，但不是在他家里。他考虑到我们蒙古人爱吃羊肉，所以每次都是他先站起来，对夫人胡絜青说一声：“该走了吧！”于是老舍先生提着手杖由胡絜青同志陪同，领着我们走出家门，直奔“东来顺”，去饱餐涮羊肉。

　　陪同老舍先生走在北京街头上，那是十分有趣的事。在这里，我只提两件事：

　　头一件是，街上认识他的人太多，迎面走过来的许多人都停下来，按照北京人的习惯，向他弯腰鞠躬，用纯粹北京土腔儿这个那个地寒暄个没完没了。这个刚离去，那个又过来了。有的是街坊邻居，有的是故交老友，有的是弹琴唱戏的，有的是磨刀卖肉的，有的是蹬三轮的，有的是大学教授。本来从他家到“东来顺”，路很近，但没有个把钟头，你休想走到。我发现北京人是那样喜爱和尊敬老舍先生，而老舍先生又对他们每个人都是那样以诚相待。不管你是粗声大气的磨刀人，还是著名教授，他对他们的态度，全一个样儿。当我们陪着他好不容易来到“东来顺”时，服务员总是迎上前来，把他请进一个单间里。那间屋的墙上挂有一幅画，是由胡絜青作画，老舍题词的。

　　另一件是，跟老舍先生走在北京街头，你会一路上像读 《天方夜谭》 那样，听他给你讲许许多多有关刚才路过的街道、胡同、房屋、院落的变迁与趣闻。他把古老北京的生活风貌与历史画卷，一幅幅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一边听他讲述，一边暗自想：老舍先生对北京是那样熟悉，怀有那样深厚的感情。像他那样热爱北京、热爱北京人民的人，怎么会想到死？而且会死在用他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的才华绘声绘色地描写与歌颂过的北京大地上！这种历史悲剧，难道使我们每个熟悉老舍的人能够保持心灵的平静吗！

　　有一年秋季，老舍先生约我和我们蒙古族老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同志，到他家里去赏菊。老实说，我对花卉毫无知识，只能大略分个这个好看那个好看。我们应约而去，一进院门，就看见老舍先生在灿烂的秋阳下，挽着袖子给几盆菊花松土。他穿着一件肥大的中式便服，像个老园丁。他见我们进来，放下手里的活儿，拍打了两下手掌，说：“脏，就甭握手了。”便领我们走进客厅。老舍先生平时写作是在另一间屋里。客厅沙发上蹲着老舍先生喜爱的那只老猫。他把它抱起来，开玩笑地说：“来客人了，让开座吧。”(后来这只猫被街坊给杀了，老舍先生曾几次愤愤然提起此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还在某杂志上专为这只老猫的被害写过一篇文章。)

　　老舍先生的客厅格外别致，沙发后面，贴墙全是繁茂盘结的奇花异草。墙上还挂着几张名贵字画，其中有一幅画的是河边垂柳在秋风中轻轻摇摆的萧瑟气氛，记得是出自宋朝某人之手。老舍先生特别喜欢这幅画，给我们讲解那几枝垂柳长须的画技之妙处。而后他领我们到花房去欣赏以他自己辛勤劳动培植的几百盆菊花，走在那花海中，就连我这个不会赏花的人，也都心里发痒，想诌起几句赏花诗来。老舍先生在他的 《赏花》 一文中曾说：“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可我还没有成为养花专家……我更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实际上，老舍先生称得起是养花专家，特别是他的养菊，在京城中是颇有名气的。但我觉得他不但是一位养菊的好园丁，而更重要的是，他在我国文学园地中是一位勤奋超人的园丁。姑且不说他解放前所写的那么多而且有影响的作品，就说他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从国外回来以后，十几年当中所写的作品，其数量之多、质量之优、影响之大，在全国文学界中是名列前茅的。只剧本这一种形式，他就写了23部，如 《龙须沟》《方珍珠》《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女店员》《西望长安》《红大院》《柳树井》《茶馆》 等，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杂文、散文、诗词、曲艺、评论等等。

　　他担任着各种社会职务，工作十分繁重，可是他还能写出这么多的作品。我在敬佩之余，有一次问起他的写作习惯。他回答说：“我有个长处，一个字：勤。勤看，勤想，勤写。有了这个勤字，就能细水长流。我没有一天不写，可每天也写不多，我给自己定了条宪法：不得少于500字。”每天至少写500字，那么多到多少字？他没有说。

　　他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这样写道：“我勤，因为我心里高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怎能默默地低着头，不和昂首阔步前进的人民一同欢快地工作呢？这种自觉的劳动是欲罢不能的。它使我感到光荣，得到愉快。”他又写道：“‘大地皆春’已不再是空话。‘万古长青’也落了实——从今年起，中华民族必永远生活在春天里。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

　　社会主义的春天，就是他创作力量的源泉。出于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心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像一团火一般地燃烧。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老舍。

　　老舍先生不但勉励自己“和昂首阔步前进的人民一同欢快地工作”，也鼓励我们要像“千里马”一样“慷慨”驰骋。

　　1963年春，老舍先生曾给我寄来一幅题词：

　　文坛千里马  慷慨创奇文

　　农牧同欣赏  山河丽彩云

　　玛拉沁夫同志年壮多才勤于创作体验生活深入农牧献短句致敬 

　　老舍 

　　一九六三年四月

　　在这一题词中，有对我过誉的词句。我深知那位善良老人的本意不是要我骄傲，而是表达了前辈作家对一个后来者的热切期望。

　　我把这个题词裱装起来，一直挂在书房里。到了前些年，“四人帮”兴妖时，内蒙古文学界的几个败类夺了内蒙古文艺界的权，搞所谓“×××反党叛国集团黑干将玛拉沁夫罪行展览”时，将老舍先生给我的题词，划上红“×”，作为我的“反革命罪证”，也挂在展览会上。这时，老舍先生早已含恨死去，但他在九泉之下哪里会知道他还在人间无辜为我“陪绑”呢？每一想及此事，就越发加深我对老舍先生的怀念之情，同时我也越发感到对不起他九泉之下的英灵：不该由于我的株连而在他死后还在他那光辉的名字上面划着红“×”！

　　后来这个题词丢失了。近几年我一直想方设法寻找它，但毫无线索。这是我的一件很大的心事。

　　去年夏天，去北京出席全国文联扩大会议，见到了老舍夫人胡絜青同志，我把老舍先生题词的丢失经过给她讲了，胡絜青同志当时就说：“你别着急，让我从老舍日记中查一下，如果能查到题词的原句，我一定仿老舍字体，给你写一幅寄去。”

　　从北京回来不久，胡絜青同志来信告诉我，她已从老舍日记中查到了题词原句，并随信寄来她的仿文一幅。收到此信，我总算得到了一点安慰，把她的仿文正要拿去裱装时，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老舍先生给我题词的原件竟然找到了！原件的裱装均已损坏，幸而字迹部分尚完整无缺，但是当我把它整个展开时，突然看见那个大红“×”像一条血迹一般仍然划在上面，划在我的名字上面，也划在“老舍”二字上面！这血迹一般的红“×”，是那样刺我的眼，刺我的心，窒息我的呼吸！我情不自禁，眼泪夺眶而出！老舍先生，您含恨死去已经12年了，可在您那光辉的名字上由那些无耻之徒划上去的红“×”，却还没有抹掉！敬爱的老舍先生，我对不起您！但是我要擦干眼泪，大声疾呼地问一声：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在我们这样伟大而可爱的国土上，会发生这样一些永远不能使人心灵平静的事情呢？

　　(摘自《想念青春》，玛拉沁夫著，作家出版社 2012年8月出版)

　　(玛拉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