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2月22日07:55 茅于轼

  中国据说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快的变化。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羡慕。俄罗斯、日本、东欧、拉美,更不用说非洲国家,无论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还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

  可是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衡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衡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衡看成缓解民怨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怕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区。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公里,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一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内地则不同。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官员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它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70多位。印度、泰国排在80多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100位以后(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中国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所以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错。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庞大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政府常常有时也会不讲理,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的确,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茅于轼著,群言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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