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戏谑

　　朱零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诗歌编辑。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写诗并最终以此为业，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大凡诗人都有一个旁人不能及的优点，那就是在语言上下过苦功夫。里尔克在《诗是经验》里说，为了写一行诗，诗人必须观察许多人和物，感受世界，回想从童年到旅途的点点滴滴，诗的第一个词才能从回忆中站立并且迸发出来。所以，当一个诗人写起小说或者散文来，文字里头的韵味毫无疑问是禁得起反复回味的。如果这个诗人又有淬尽浮华、洞明世事的智者心性，那这样的文章“多功能型”：它可解忧消愁，让人落泪轻叹，更是教平庸如我辈者超拔于琐屑世事。如果要问朱零，他一定会说，还可以用来下酒。

　　在我看来，作家和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负有面向现实发言、表达立场和态度的职责。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我又一次不自觉地想起了鲁迅先生。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中国，先生的“一个都不宽恕”以及“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的精神是何等宝贵。那些加诸于先生身上如“刀笔吏”、“睚眦必报”等苛词简直就是对他最好的褒奖。想想看，一个人持续不断而且一直充满力量地思考现实、批判现实，这非心中有大能量者不能做到。朱零在书中数次提到鲁迅，我想除了精神上的相通外，还有一点他可以引以为傲，那就是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浙江台州度过的，他身上有着鲁迅先生评价柔石和方孝儒时所盛赞的“台州式的硬气”。在他的随笔中，这“硬气”则表现为面向现实的锐敏观察和深刻质询。

　　批判现实是一种责任，如何批判则是一门艺术。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批判现实的方法，可是细究起来却非常悖论：当我们借之表达的媒体越来越丰富，表达的“自由”越来越多时，我们最终表达出来的观点却是惊人的一致。人们在贴子里、微博上复制粘贴着、转发转引着，就这么轻易地把思考的权利废弃掉了。这是自由生命的自我剥夺，是最为彻底也最令人痛惜的。这让当下社会进入了一个貌似话语繁荣实则空前乏味的时代。在“一体化”的言说氛围里，《风马牛》几乎是“不合时宜”的。它的戏谑、智慧以及批判范畴的普泛性都带来了一种久违的“陌生感”：“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重温什克洛夫斯基的这段经典言论是必要的。它表明不管思考的环境多么荒芜与寂寥，总有一些人在坚持着自己的美学趣味与写作伦理。

　　《风马牛》涉及的现实可谓深广：权利、金钱、欲望、老百姓看病难、官场生存秘诀、花巨资买假货、暴利行业的内幕……它们所直面的不仅有权利的压迫与欲望的侵蚀，还有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间的复杂而难以言说的世间百态。这种广阔和深度一方面来自于朱零漂泊不定的青少年时代带来的丰富生活经验，让他可以比普通人看到更多世相和难以触及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他身上有着真正的“知识分子性”或者“文人性”，那就是即使面临被废墟埋没的危险也要去思考，去记录。正如卡夫卡所说，真正的“获救者”会用一只手挡开笼罩着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此他们“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还没有进入表达的“核心”命题——智者的戏谑。在我看来，面向不公、黑暗和非正义等残酷现实的文学修辞主要有如下几种：第一种是嘲弄和讽刺。它们是“硬”的，伤人不留情面，最终会如同包裹着橡皮的鞭子反弹回来伤及自身；第二种是幽默，它们是“软硬兼施”的。老舍说幽默之人“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这种大师级的“高端幽默”毕竟少见。大多数幽默是化干戈为玉帛，最终一笑而过，免不了带有妥协的气息；第三种便是“戏谑”，它是“软”的，甚至是友善厚道柔情四溢的。这是一种看待事物和世界的姿态，也是一种深婉不迫、淡定自若的心态。“在生存和生存的艰难的冲突中，人的适应性反映就是自我调节客观与主观间的失常机制，戏谑不失为一贴良方。”也就是说，“戏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荒谬滑稽的现实”同步的。它比嘲弄与讽刺多了宽容温和，比幽默多了游戏精神和散淡性情，因而更接近于“同情的理解”和“智慧的批判”。

　　“戏谑”意味着主体在进入现实时会放缓节奏，即作者并不直接言说他看到的现象本身，而是先谈他物他事，铺陈展足再简笔勾出批判对象。比如，在写到自己的厨师生涯时，朱零以详尽篇幅描写了当年在饭馆里养了不少鸡，“公鸡们为母鸡打架，跟人一模一样”。作者暗自为这些“没有文化”的公鸡而庆幸，否则一读《水浒》半边山坡血流成河。后有懂鸡的告知15只母鸡配一只公鸡即相安无事，果然。写到此处，作者笔锋一转：“现在，一些读过几年书，手中有点小权，又有点小钱的人，给他15只母鸡，不见得能够的。”如果我要说这是“文眼”，估计读者诸公未必同意。这个曾经的大厨将猪头肉、酒炖肉、野味、小料写得那么活色生香，将自孵鸡蛋、公鸡打架写得那么生动有趣，营造了一种闲逸活泼的氛围。因此，当他以“公鸡哲学”喻人讽人时，酸辣刻薄之气便一洗而尽。加之行文中前有酥烂透香的猪头肉，后有“晶莹剔透”、“像一个轻吻”的白水煮蛋，这幅旁枝斜逸而出的“官场素描”简直就成了一道令人愉悦的下酒菜。这种“以彼物比此物”、“取比类以言之”而不断延伸批判意图的方式渗透着一种委婉的趣致，一种由“慢”而带来的从容洒脱，这几乎成了朱氏“人间喜剧”的表达模式。随手拈来再看几幅吧：顿珠家养着一只不纯的藏獒，看见土狗就咬，看见真正的藏獒“就夹着尾巴跑”，“就像现在的有些遗老遗少们，哪怕在家里啃馒头，只要有个外人在，免不了，还是要把祖宗拿出来，炫耀一番的。”(《朗玛的黄昏》)这难道不够精妙吗？而其中毫无强烈刺激的牢骚或不满，那戏谑淡得如同暗夜一瞥。看到两只狗围攻一只机敏的兔子，狗们技艺不精连滚带爬，兔子佯装逃命急转急停，作者情不自禁地进入联想世界：“那兔子，不就是罗纳尔多吗，那两条狗，还用说吗，不就是咱们亲爱的国足吗？珍爱生命，远离国足。”(《猎兔记》)如果你说以狗喻国足是对国足的侮辱因而做“我泱泱中华不可辱”拍案而起状，那我要说你根本没有参透这里头的爱之深痛之切，自然更无法读懂“戏谑”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的精细妙处。

　　戏谑并非玩笑纵容，它是笑中带泪，泪中有痛的。在《进北川记》中，朱零说：“北川于我是一种痛。”因为北川禹风诗社的56个诗人那天正好聚会，全部遇难无一幸免。带着这份沉痛和遗憾，他决定去一趟北川。在文中，作者带领我们进入了“两边全是白花”的破碎县城，纪念碑上的黑字“深切悼念5·12特大地震遇难同胞！”让人失魂落魄，伤心落泪。当诗人仰天长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时，我相信每一个读者的心灵又一次与当年的伤痛不期而遇。可是，当那个摆摊妇女向他推销用地震中最惨烈场景做成的光盘时，作者几乎掩盖不住愤怒与憎恶了。但他并没有宣泄这种情绪，只是以该妇女的种种“反差”行为简笔勾勒出她令人厌恶的形象：她“口气平静，却又对我的钱包充满期待”，以及在指引“我”上厕所后，又指着墙向“我”索钱5角。这个妇女让人惊骇的行为让我们不得不直面“地震之后”的现实。“……之后”是鲁迅先生的经典句式，他关注的不是事件和过程本身，而是“之后”的状况到底怎样，比如“娜拉走后怎样”等等。这种追问模式显示了鲁迅的彻底和毫不留情之处。《进北川记》的深刻处正在于此：它没有用过多的篇幅描述地震灾区的惨相，而是通过摆摊妇女的寥寥数语刻写出灾难之后的人性，提醒我们之恶，这是比灾难本身更让人震惊的。

　　我之所以如此详述并引用《进北川记》中的诸多篇章，是想说明“戏谑”在朱零那里并非是笔墨游戏。当我们发现在戏谑之后是残酷现实的速写，而作者只轻轻掀起一角便让我们窥探到了人性之“恶”，我们便会明白作者所设置的“戏谑”其实是一个“心理缓震器”，它部分地缓释了我们对灾难之后“人性恶”的“震惊”，并让我们缘此进入对现实的观察与省思。由戏谑始，以思考终，这使《风马牛》的现实写作祛除了“玩笑”、“调侃”等意味，而走向了更为深广的精神层面。我想，这才是朱零式“戏谑”真正的意义吧。

　　《风马牛》中不仅有现实片段的呈现，有朱零作为诗人和编辑部分生活的延伸，还有一类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历史的撷取与评价。选取何种历史素材其实显现了主体的美学趣味和情感指向。《风马牛》涉及的历史主要是文人史，如曹植、竹林七贤、梁启超等，即使是胡兰成，书中也是将其作为文人而非“汉奸”进行评述。朱零认为文人的最高梦想是回到魏晋，“喝酒、清谈、打铁、骑驴、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或者回到民国，那个战乱与治乱的时代反而给文人留下了自由和放松的空间。这种选择和观点本身就具有非常典型的“文人气质”。

　　朱零写随笔，满腹的情思和情趣，故多以有趣之人、有趣之事、有趣之物开篇或为主体，借戏谑笔墨写世间万象，笔致委婉多转、深描浅画、从容高妙，这正是洞明世事、体察人性的谈吐风采。王小波说过，对一本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朱零对此话是相当认同的，他接着这句话往下说的是，只有人有趣了，书才会有趣。我可以肯定地说，《风马牛》是有趣的，而这“趣”是反乏味、反虚伪、反假道学的。

　　(《风马牛——朱零随笔集》，朱零著，敦煌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曹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