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历史的碎片

　　认识艺术家戚彧多年，我常常为他在商业上的设计才华所惊叹，为他没能在艺术创作上驰骋才情而惋惜。所幸的是，戚彧毕竟没有完全为铜臭所污染，而是在多年的艺术摸索中，终于在近些年创作出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皈元”瓷符综合装置作品。

　　戚彧的瓷符作品创作不是遵循陶瓷艺术已有的存在方式，而是把陶瓷元素从传统陶瓷艺术的有机构成里独立出来，并以碎裂的符号形式重构一个充满生机的崭新世界。也就是说，这种艺术创作不是修复旧的世界即修补老例，而是创造新的世界；不是陶瓷瓷片的图案拼接，而是有所指向并自然浑成的艺术创造。

　　戚彧生活和成长在父辈耀眼的光环中，这既为他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必然成为他艺术创新的包袱。重蹈老路似乎难以走出前人的光环，而另辟蹊径则似乎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后人完全摆脱前人的光环是不可能的，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往往不过是对前人所开辟的道路的修修补补，难以完全超越前人。尤其在这个创造的时代，如果一个有抱负的艺术家不能超越前人，就不可能开拓新的艺术境界。在“继承维新”和“集成创新”的焦虑中，戚彧没有墨守成规，没有亦步亦趋，而是在决裂和重塑中尽力创造一个生生不息的崭新世界。从泥土到烧制成瓷，这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在这个再造的过程中，瓷龟裂成大小不一的碎片。在这成千上万的碎片中，重组这些碎片就是一个新生的过程。戚彧在这种结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不但深谙“变则通”的宇宙法则，而且尽情触摸并打开那未知世界，追求自由创造。

　　中国当代历史出现了一种碎片化的倾向。这种历史碎片化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的碎片和整体的联系。不少艺术家在这种历史的碎片化中看不到历史的碎片和整体的联系，而是孤立地看待这种历史的“碎片”。而戚彧在超越和重构新的艺术世界中没有孤立地看待这种历史的“碎片”，而是深刻地把握了这种历史的“碎片”和整体的联系。这就是在戚彧所重构的艺术世界里，那些历史的碎片没有完全丧失独特之处，而是以独特的个性融入这个新的世界中。在这个新的艺术世界里，历史不是一堆碎片，而是一个有序的整体。在这个有序的艺术整体里，那些没有泯灭个性的历史碎片与新的世界形成了一个打碎与重构的矛盾与张力。这种矛盾与张力既是新与旧的矛盾与冲突，也是旧与新的转化过程。这既是对旧的世界的批判和超越，也是对新的世界的寻找与重构。当历史碎片化时，不少艺术家往往将整个历史看成一堆碎片，将这个世界看成为一个互不联系的世界。在这个互不联系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只有空间存在，而没有时间存在。戚彧没有割裂时间与空间的辩证联系，他在创作中不但连接了新旧两个世界，而且呈现了旧的消失与新的诞生的历史过程，具有强烈的历史感。

　　其实，人类历史就是在这种打碎与重构中发展的。个人自由是与这种历史的碎片化同步的。但是，如果打碎后没有重构，那么，这种历史的碎片化很快就依附现存的霸权秩序。也就是说，个人在打碎旧世界的枷锁后很快就丧失了个人自由。当历史碎片化时，不少艺术家往往只关注个人命运的变化，而不关注个人所属的共同体的根本改变。他们看不到这种个人脱离所属的共同体而获得的个人自由是虚假的甚至是异化的。这种个人脱离所属共同体的浮沉并非整体历史改变的量变积累，而是例外。因而，这种个体命运的变化不但没有触动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这些个人在自由选择时放弃了社会责任。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艺术家在当代历史的碎片化中提出：“在怎么活的问题上，没有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的模式，谁也不能强求谁。”这些艺术家强调了选择的自由，但却忽视了人在自由选择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即人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的确，人可以自由选择，但是这种自由选择却是有价值高下之别的。而戚彧在孤寂焦虑中的自我救赎则强调了个人自由选择与社会责任的辩证统一。这条艺术创新道路应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希望所在。(熊元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