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典文论回应现实——钱锺书《诗可以怨》的三种读法

　　钱锺书幼承家学，接受了国内最好的高等教育，留学欧洲，精通数门外语，少年成名，真时代之骄子也。1966年他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打倒，生活潦倒而艰辛，之后重新浮出历史地表，1980年代地位至于极也。钱锺书一生之沉浮显示了时代的消息，1980年代他是“和世界接轨”的学者，是改革开放时代学术界的楷模，其学术成果是改革开放政策在学术界的象征。《管锥编》最终完成于1978年，出版于1979年，恰逢改革开放关键时刻，此书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以至于当时的学生们排长队购买此书。览《管锥编》之志向、体例、规模、格局等，真可谓时代之书，有时代的志向、精神、学风、气象和风姿。1982年，钱锺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或即具有象征意义。此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其志向与格局大致未出钱锺书之外。

　　钱锺书学问体大虑深，钱锺书研究日益成为“钱学”，材料浩如烟海，笔者力不能胜任言其总体，本文只谈一个具体的问题——《诗可以怨》何为而作，用意如何。1980年冬天，钱锺书赴日访问，与日本汉学界交流，并作讲演，《诗可以怨》就是彼时在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座谈会上的讲稿。之后，《诗可以怨》刊于《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此文亦收进《七缀集》(由《旧文四篇》和半部《也是集》合缀而成，故名)。

　　《诗可以怨》可有三种读法：一、这是一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论文；二、这是一篇回应现实的文章；三、这是钱锺书本人的“可怨”之诗。

　　《诗可以怨》甫一发表，反响即甚大，被当成中国古代文论的典范之作，被古典文学和古典文论研究者频频征引，以至于今。《诗可以怨》研究一个具体的中国古代诗学问题，因此这篇文章往往被理解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术论文。开篇之初，钱锺书高度评价了日本的汉学研究。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将中国视为榜样或敌人，故悉心研究中国，因此日本的汉学成就极高，陈寅恪亦有诗云“群趋东邻授国史”，钱锺书之言应不过分。接着，通过征引尼采之言进入正题：“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诗可以怨”有一个相当长的文学传统，在中国发端于孔子，其后屈原、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人皆有类似说法，西方雪莱、缪塞、爱伦坡、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持论甚似，钱锺书作历史考古，对这一传统做了系统的梳理与述评，是一篇极好的“诗可以怨”观念史考。钱锺书在《诗可以怨》中也频繁征引刘勰、钟嵘之言，刘勰与钟嵘被视为中国古代的“文论家”，钱锺书似乎亦有志于此，《七缀集》所建构起的钱锺书形象似乎亦是文论家。钱锺书写《诗可以怨》之时，已经完成《管锥编》，其思想趋于纯熟，写作亦已独具一格，故此文深具《管锥编》的特点：就一主题频繁征引中西文献，进行严密地论述。《诗可以怨》驾轻就熟，信手拈来，确是文论之佳作。

　　《诗可以怨》固然可以理解为文学理论文章，但也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该文其实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欲看懂这一层，须对1970年代末的局势和文学史有大致的了解。1970年代末，正是中国从“文革”进入“新时期”的转型阶段，旧的共识尚未消退，新的共识尚未完全确立。1977年，在文学界兴起了“伤痕文学”思潮，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和卢新华的《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等为代表。“伤痕文学”作品虽略显幼稚，但却是对时代关键问题的反应，刘心武、卢新华等得时代之先机，以文学传达了时代的心声。其时，改革开放政策尚未成为时代共识，尚面临着极左派的较大阻力，这些都反映在文学争论之中。“伤痕文学”登场之后，1979年文学界有一场“歌德”与“缺德”的争论，影响甚大，参与者亦甚众。

　　关于“歌德”与“缺德”这场论争，钱锺书应该有所关注。在1980年赴日访问之际，钱锺书对此曾表态，可为证据。孔芳卿在《钱锺书京都座谈记》中记录道：“谈到近年引起争论的‘伤痕文学’，钱先生说：依他个人的见解，从文学史的眼光看来，历代的文学主流都是伤痕文学。成功的、重要的作品，极少歌功颂德，而是作者身心受到创伤、苦闷发愤之下的产品。”(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1年1月号)循孔芳卿记录稿可见，钱锺书表态较为审慎，他没有严词批评“歌德”派，而是“从文学史的眼光看”，“伤痕文学”历代都是主流，通过肯定历史而肯定现实。之后，钱锺书在日本继续作学术演讲，就是这篇《诗可以怨》，故此文可以看作是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回答，是对当时争论的回应。

　　可是，钱锺书为何不痛痛快快直接以杂文或针对“伤痕文学”的评论进行回应，反而要曲曲折折通过古代文学论文回应现实问题呢？欲理解此问题，须对其时的形势和钱锺书对形势的判断有所了解。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钱锺书曾作一诗《老至》赠友人，言个人情况与时代消息。《老至》有句云：“迷离睡醒犹余梦，料峭春回未减寒”，前句言此前经历，似乎还心有余悸，后句乃对时局之判断，春已回，但尚未减寒，故须谨慎行事。1957年反右的经历，使得诸多知识分子战战兢兢，不敢再轻易表态。钱锺书深知，政治气候尚变幻莫测，一旦表态，易遗人话柄，再遭不测。但钱锺书身历劫难，应会由衷支持宽松的文艺环境，对于极左派应颇反感。“不平则鸣”，然而不敢直接鸣，于是要通过修辞，以隐晦的方式将自己的意见传达出来。

　　完成《管锥编》之后的钱锺书，是以学者的形象现身，故易通过论文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诗可以怨》是钱锺书在学术交流场合宣读的学术论文，之后又刊于严肃的学术刊物《文学评论》，收入学术论著《七缀集》之中，该文从内容到形式皆极符合论文规范。中国古代文论乃专门之学，受众不广，应不会引起广泛关注。行文过程中，钱锺书征引中西例证予以论述，使人应接不暇，不得不叹其博学，服其才智，读者或早在旁征博引之中迷路，更不会追问他有无现实指涉。论文形式只是修辞，批判现实才是目的；以论文的方式处理“诗可以怨”这一主题，既可以减少麻烦，又可以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

　　该文批判现实或已明矣，但如何理解《诗可以怨》乃钱锺书本人的“可怨”之诗呢？

　　“诗可以怨”典出《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之四用可因时而轻重不同，若非常时期，须动员民众，使人兴起，或可强调“诗可以兴”，故抗日战争时期，艾青留法归来，弃油画而作诗，欲兴民抗日；在上位者，欲搜集四方之诗，了解民风民情民气，或可强调“诗可以观”；欲凝聚共识，达成团结之局面，或可强调“诗可以群”；劫难之后(譬如“文革”之后)，或可倡“诗可以怨”，以疏导民气，平息民愤，或个人遭际不测，中有郁结，亦倡“诗可以怨”以发之。

　　于诗之四用，钱锺书只拈出“诗可以怨”论述之，一方面欲以应对时势，另一方面亦是抒本人之怨。“文革”之后，社会中有怨气郁结，故发为“伤痕文学”，之所以能引起普遍关注，盖因切中当时极为重要的问题，引起了共鸣。钱锺书本人在“文革”中遭受冲击，1966年，他和杨绛分别被揪出，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1969年，钱锺书下放河南罗山县“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1970年杨绛亦到干校，彼时其女婿因不堪凌辱，含冤自杀；1972年，钱锺书和杨绛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人员，方得以回到北京。他们的经历，由杨绛《干校六记》可略知一二。彼时，亲人分别的分别，去世的去世，他们生活困苦，精神压力亦大，中心之郁结可想而知。《干校六记》乃杨绛之“伤痕文学”，是她之怨；《诗可以怨》则可视为钱锺书之“伤痕文学”，是他之怨。钱锺书言及当时情况曾说：“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 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 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症，疾病始终缠住身体。”(参见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 《诗可以怨》极强调司马迁，他曾在《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两言“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倡“发愤著书”之说，或亦因其不堪的经历与遭遇，言文王、孔子、屈原、韩非等人，实则言己也，《史记》或即其人抒怨之作。钱锺书作《诗可以怨》，言孔子、司马迁等人，实亦言己，《诗可以怨》即其“可怨”之诗。

　　在《诗可以怨》中，钱锺书情感节制，很少流露个人情绪，亦没有对时事直接评论，他也没有停留在负面情绪之中，而是将负面的情绪转化、升华，写成《管锥编》这一皇皇巨著，他也希望经历劫难之后的民族，能够作出伟大的诗篇。(刘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