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难的书写与诠释——读徐广慧长篇小说《运河往事》

　　青年女作家徐广慧的名字几年前我就知道，但未曾谋面。去年，我随同河北文学院部分作家到山东采风，才有机会面识其人。在与著名作家张炜交流时，徐广慧敢于大胆提问。不过，当时我觉得她提的问题太过具体和琐碎。前不久(2012年9月下旬)，我应邀又随同文学院作家前往五台山开长篇小说研讨会，第二次见到了徐广慧。她新近在《中国作家·长篇小说增刊》(2012年/上半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运河往事》，就是这次要研讨的五部长篇中的一部。恰巧，这部长篇正是让我重点关注的。游览五台山时，研讨会还没开，她就摽在我身边，围绕着《运河往事》问这问那，还不时掏出预先准备好的纸和笔说：“等等，让我把这句话记下来。”在以后的几天里，我看到她的纸片和笔总是随身携带，在行车和观光的过程中，不管是谁说的，只要她觉得说得好，就赶紧记下来。这种勤学好问的精神，在当今实在是难得。在返回石家庄时，路过邢台，她要提前下车，天下着小雨。我问她：有人接你吗？她答：有。我问：谁来接？只见她略为停顿了一下，好像还吸了一口气，然后用纯正的邢台话说：孩子他爹！一语既出，引来一片笑声。这就是徐广慧留给我的印象：一个大胆的、勤学好问的徐广慧；一个爽朗中又带点顽皮的徐广慧！

　　话似乎扯远了。不过，我从徐广慧身上，看到了《运河往事》中某些人物的影子。

　　我是第一次读徐广慧的作品。《运河往事》虽然还缺乏我所希望的震撼力和穿透力，但比我预想的要好。

　　首先，突破了描写农村改革开放题材作品的惯有套路，并且触及到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重大主题。描写农村改革开放的作品，一般多写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及其变化过程。《运河往事》虽然也写了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七八年间农村所发生的变化，诸如解散生产队、土地承包、牲畜分户喂养、公社改称为乡；农民有了做生意耍手艺的自由等，因此农民的生活较之大集体时代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但所有这些，不过是人物生活的大背景，作品的主旨则是对人生苦难的书写与诠释。这才是它与同类作品最大的不同和区别。人生苦难，是人人都会遇到的。中国人有苦难，外国人也有苦难；历史上有苦难，当代也有苦难，将来仍然会有苦难。所以，这是一个具有恒久性和人类共同性的主题。

　　古今中外，描述苦难的作品并不鲜见。《运河往事》的新鲜之处，突出地表现在作者笔下的人物对苦难的认识和对待苦难的态度上。和许多作品不同，它不是展览苦难，不是宣泄苦难给人物带来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苦痛，相反，认为生活本身就包含着苦难：“一个人的一生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没有困难的人生是不完美的。需要记住的是，再困难也不能抱怨生活。”；“生活就是这样，每天都在得与失之间徘徊，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就像天上的月亮，圆和缺，都是一种可遇不可得的美丽。”最能体现这种不怨天尤人、不抱怨生活、面对苦难能挺直腰板的人物是“我”(叙述人)姥娘和“我”母亲麦香飘。那么，造成苦难的根源是什么呢？一是贫穷，二是疾病，这二者又互为因果。我姥娘一家，因子女多生活陷入困境，而为子女治病使得这个贫困不幸的家庭更加不幸和贫困。造成苦难的第三个原因是落后、封闭和愚昧。三双的跳河溺死就是很好的说明。香飘的病在医学上叫“阴道闭锁”，俗称“石女”。而愚昧的村人却认为她得的是邪症，把她视为灾星，担心接近香飘就会给自己带来晦气和不吉利，因此都让自己的孩子远离香飘。三双是个只有八岁的小女孩，她天真、富于幻想，向往外面的世界。因此，从北京治病回来又会讲故事的香飘对三双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她总是避着母亲偷偷地和香飘在一起。而她娘声言要是看见她和香飘在一起就把她揍死。三双就是为逃脱她娘的追打跳进运河被淹死的。显然，三双的死是村人封闭、落后、愚昧造成的悲剧，而三双一家则因三双的死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此外，村支书田老三为一己私利的胡作非为(因向我姥爷索要古碗而不得，便以重新分配土地为由，砍去我姥娘家就要有收获的桃树林)，使得我姥娘一家想借种树改变贫困状况的愿望化为泡影 。这就是造成我姥娘家苦难的具体原因。这些原因又与人物生活的具体时代、地域、乡情习俗密不可分，或者说，我姥娘一家人经历的苦难既是具体的个别，又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社会风情的映现。由此，我认为徐广慧描写的苦难是来自实际生活的具体苦难，是带着毛茸茸的生活质感的苦难，而不是来自既有理念和概念化了的苦难。

　　其次，《运河往事》塑造了“我”姥娘、麦香飘、麦香飞三个有新意的女性形象。对于“我”姥娘来说，家庭生活的贫困，子女的病痛就像两座大山压在她的头顶。由于子女多，一条土炕上睡着七八个人，没被子，只好互打同脚睡；香飞学习成绩好，考上了县里的高中，高兴之余却要为学费发愁；小儿子银子病死了，二女儿香飘的病又需要到北京做手术。这对我姥娘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尽管她发愁，但并没有因此而丧失生活下去的信心；相反，她表现出来的，则是一定要“活下去”的强烈愿望。她认为想死是最没出息的。她的人生信条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所谓“赖活着”，是说活着的艰辛、发愁和不如意；所谓“好死”，这个“好”，是说死了就不用再发愁了。但“我“姥娘却认为，死并不能解决问题，并且这是一种只想到自己而不为亲人着想的自私做法。所以，活着尽管艰难、发愁，尽管“赖”，也比没了命不用再发愁的死要好。这句听起来比较消极的话，具体到“我”老娘来说，则是她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担当精神的体现。若问，“我”姥娘活着的动力和担当精神来自何处？答曰：来自伟大的母爱。这个贫困的家庭是无力供养香飞上高中和大学的，但我姥娘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就一次次背着家人到外地卖血；为了给香飘做手术，她又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她说，当娘的就是在为子女活着。为了子女，就是拉自己的肉和要自己的命，她都是心甘情愿的，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这就是表现在“我”姥娘身上的母爱，一种为了子女的幸福甘愿献出生命的爱，一种无怨无悔的爱。

　　麦香飘是“我”姥娘的二女儿。她饱受病痛的折磨，在精神上又遭到村人的白眼和歧视。但和“我”姥娘一样，面对苦难，她选择的同样是“坚强”。表面看，这是一个内向的、宽厚的、隐忍的、与世无争的姑娘。但实际上，自强、自立、自尊才是其主导性格。香飞没有上过学，却在到北京看病期间，在男孩谷新(家住北京的同乡)的鼓励和帮助下，学会了认字、写信，读唐诗，而且悟性很高。她说，如果自己不去北京看病，就得不到谷新的鼓励和帮助，也就学不会认字、读书。由此，她对自己的不幸上升到了理性认识：“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对于元稹《离思》一诗，孙老师告诉她，这是描写爱情的千古绝唱。而她根据自己的经历，对其中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以为，这里的沧海可以理解成人生的磨难，巫山的云可以理解成生活中的好书。我觉得这两句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人生经历了大的磨难后，再遇到小的困难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香飘由于受村人的歧视而被孤立，但读书又使她的内心变得富有和强大。香飘是宽厚和隐忍的，不管人们背后怎么议论和歧视她，她都不与人争辩。但是，她的隐忍和宽厚是有底线的。在砖窑干活时，她为什么一反常态地和二双打起架来？因为她不能容忍二双对自己的当众侮辱，她要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可谓：该出手时便出手。

　　上述两个人物的精神固然令人感动，但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还有点单面化或平面化。相比之下，麦香飞这个人物倒有一定的复杂性。香飞也是痛苦的。她的痛苦来自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香飞学习成绩很好，一心想考大学，但偏偏高考落榜了，为此她跳进运河想一死了之，却被田喜光发现而得救。在婚姻问题上，她也是不如意的。按其模样和文化程度，本应该嫁给一个与自己般配的小伙子，可最终违心地嫁给了夏家有智障的憨儿子。原因有二，一是夏家有钱，二是出于对父母弟妹的爱，她以牺牲自己的爱情来改变自家的贫困现状。可见，在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她终究在现实面前低下了头。在这一点上，她和“我”姥娘和香飘迥然有别。“我”姥娘和香飘不屈服于命运，并且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争来改变不幸的命运。而香飞却认为：“对于一个不幸的人，让她(指妹妹香飞)摆脱痛苦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她陷入更大的不幸，只有这样，她才能感到幸福。”基于这样的看法，她认为香飞不能嫁给一个健全的人，只能嫁给一个丑陋的或有残疾的人。为此，她扣压并销毁了谷新给香飘的求爱信。香飞的想法和做法，不仅武断、霸道，甚至还有点残忍，但她的出发点则是对妹妹发自内心的爱。她爱自己的妹妹，却武断地剥夺了妹妹爱的自由，并把她推向更为不幸的深渊。香飞之所以要嫁给一个自己并不爱的憨子，也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所以，婚后她虽然过上了城里人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在精神上却更加痛苦，于是便以与田喜光暗中偷情苦中作乐。这时的香飞，物质上富有了，精神上却堕落了。我毫不怀疑香飞对妹妹的爱，但这种爱却不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爱，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平等的爱，是一种掌控他人命运的爱。然而，她自己却浑然不知。这就是香飞自身的矛盾性。

　　最后我想说，徐广慧对冀南运河沿岸乡村的日常生活以及这里的风土人情、历史传说、儿歌、谚语非常熟悉，在作品中信手拈来，使得作品具有浓郁的冀南风情和乡土气息。只有叙述而缺乏细节是当今许多作品的通病，而《运河往事》的优长恰恰是善于用细节说话。能用细节说话，绝不仅仅是一个技巧问题，而是作家的生活积累、艺术感受能力和形象记忆能力的体现 。因此，我觉得徐广慧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年轻作家。听说她的《运河往事》还有第二部和第三部，希望她写得更厚重，更精彩，更有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