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访谈录（下）

　　郭宝亮：《白鹿原》刚出版的时候，当时就读了，第一版是93年，现在基本上已经20年了。我在大学教书，也做过一些调查，就是大学生现在基本上不怎么读书，对作品读的非常少。但是大学生里面最喜欢读的书，包括中文系的学生，还有些不是中文系的学生，大家读得最多的当代作品，一个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个就是这个《白鹿原》。每年的学生本科生还有硕士研究生，写论文的人以《白鹿原》作为论文选题的，非常多。后来我经常想这个事，纯文学作品发展这么多年，有的作品是在圈内，比如大学啊，知识界搞研究的人，圈内影响比较大，圈外大家读的比较少。还有的，圈内没反应，但是在群众和青年学生中包括非文学专业青年学生中读的多。陈老师这个书，是在圈内的人读的也多，大加赞赏，在圈外的人，读的也多，也大加赞赏。我后来琢磨着，这是一种现象，《白鹿原》的阅读现象，我觉得这个现象非常重要。阅读过程中，我觉得陈老师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80年代初，动笔写的是《蓝袍先生》之后，引发的要写这个，我看你这个创作手记里面，谈到卡彭铁尔对你的震撼和影响，那么我觉得你原来追求现代派的东西，后来发现卡彭铁尔要远离现代派，要回到自己那个地方去，对你影响非常大，转向，实际上这个转向就是说自己的地方。这样我就发现你作品里面，我感受到这么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就是你写的东西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的很多东西，实际上和西方的现代派意识比较完美地结合起来，融合得比较好，不是生硬的那种现代意识，而是一种本土化的现代意识。包括你写作的结构，包括人物设置上和传统小说中的很多东西很一致，有很多传统的元素。这个元素呢，比如说人物塑造，我感觉，白嘉轩这个人物，非常像我们传统小说里《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备，带有仁义的、以仁义取胜的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那种宽厚仁义的这种人。鹿子霖呢，就有点类似于曹操。朱先生这个人物呢，我们马上想到类似于诸葛亮，智者的形象。你写的人物实际上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原型，这个原型源远流长，这个东西恰恰符合了读者阅读的心理。读者阅读的时候，大家就愿意读。但是你没有局限在这个传统上，又吸收了很多西方现代的东西，比如说新历史主义的东西。我不知道陈老师看过这方面的书没有？《白鹿原》是把对革命的理解，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重新解读。这个重新解读，实际上就是对国共两党的斗争，所谓“翻鏊子”的说法，还有一些人物的东西，很多处理的对历史的理解上，是一个新的突破，使知识界的人也感到耳目一新，大家都能接受，最后就构成了你这个小说里面，不知道你是有意的，还是一个潜意识中，但是我看你手记里面，实际上有些方面你是有意识的来探索，这样就把西方的现代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比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样使作品读起来是中国气派，但是又不是简单的传统路数，而是有了新的现代元素。小说读起来为什么雅俗共赏？我觉得这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们觉得生活好像跟创作没关系，实际上，生活还是创作的源泉。读这个作品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效果？一个是你的创作首先是从自己的体验生活中来的，又加上传统元素、现代元素这样一个效果，这样作品的魅力就有了。而且正好契合大家阅读的心理，从阅读的角度来说，符合了大家的阅读期待。大家读起来是有共鸣的，有共鸣以后才能吸引更广泛的读者。不知道陈老师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在探索？

　　陈忠实：关于这个话题，我说几句。酝酿这个小说的时候，也是我面临着创作种种困惑、思考和探索的过程。酝酿这个小说的两年里头，一个很大的、直接面对的难题，就是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想着，几种典型的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四大名著都写完了。智者，智慧的人莫过于诸葛亮，有勇无谋的就是张飞李逵这类的人，《红楼梦》里头公子哥儿贾宝玉这样生活的人，林黛玉多愁善感，奸诈者如凤姐，这些典型化的人物，已经普及到中国老百姓当中去了，哪怕是中国的文盲都知道，哎呀，这家伙是个“猛张飞”。我还能弄出哪样一类典型来？这是一个很致命的命题。再就是我们十七年文学，乃至包括新文学，唯一创造的一个能称得上是普及到民间的典型就是阿Q，这是一个新文学典型，堪称典型，人们议论中说某一个人，说那家伙是个阿Q。而别的文学作品的人物，不管文学界怎样评价，很难进入普通民众的思维视野。没有这样的人物，那么肯定创造不出典型人物来。在我已经酝酿着的几个主要人物时，得益于一种新的文化理论的启示，即有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研究，提到一个概念——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对我启发很大，让我找到一个解析并把脉要写的人物内里气象的途径，即辛亥革命以后到1949年以前，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心理是怎样的一种文化结构形态？经历了什么的冲击？结构形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要争取把握准确，且不管这个人物典型不典型。我很信服“文化心理结构论”，一个民族跟另一个民族的差异，关键在于不同文化所结构的心理差异。譬如，我们跟欧美人的体型的差别，那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高鼻梁跟低鼻梁、蓝眼睛和黑眼睛、黄头发和黑头发，这个差别谁都能看出来。但根本性的差别在于文化心理结构上，我们在改革开放前很少接触西方，西方人的很多行为包括审美的取舍，跟中国人的差异很大，外国人到中国，对中国人的一些行为包括审美也不理解。这个主要差异在哪儿？在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上，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是以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织就了这个民族较为普遍性的一种心理结构形态，这个心理结构在审判着生活现实中的善和恶、美和丑、合理与不合理，形成一种稳定又普遍的审美法则。很现实的探索途径呈现在我面前——白鹿原上人的心理结构形态是什么？当然是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我们后来的文化，不管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好，直接冲击的都是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后来我理解，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延续了2000多年，经过一个又一个王朝的颠覆和重建。期间经过很多战乱时期，包括五胡十六国，最后又完成了一个大的王国，一直延续到清。尽管清朝统治者是异族，但他传承的依然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造成的中国人的普遍的心理结构，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结构形态。好的东西很难把它颠覆，坏的东西、腐朽的东西也很难把它排除，很难剔除掉，这就必然发生精神更新过程时心理结构的颠覆和重建的痛苦过程。这个痛苦表现在大的社会事件上是战争，死多少人，小到每一个家庭的父父子子，妻子儿女，在这个旧的、传统的心理结构被颠覆到重建过程中的矛盾和痛苦。我是从这个途径来看白鹿原各种人的，也来透视白鹿原这段历史演变的路径。如果要我进一步说——我以往避免自我解释人物——白嘉轩就是一个传承传统文化的很稳定的角色，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很顽固地坚守着传统文化，这是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决定的。不仅他坚守，他还要传播给他的族人，白、鹿两姓的族人都要坚守，而他的儿子白孝文很虔诚地坚守，却被各种事变颠覆，不是通过正常途径去旧革新，而是一种非常事件的恶性颠覆。这个白孝文啊，是一种恶性的颠覆，颠覆了他刚刚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而白灵和鹿家的鹿兆鹏是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以先进的思想颠覆了腐朽的传统的思想建构起革命的文化心理信仰。以此为途径，我来把握作品里的各种人物的生命历程，就有了一种合理性。你刚才说到朱先生，那是一个更理性也更自觉地坚守传统儒家文明的最后一个传人，到他那就终结了。尽管他给读者的感觉很完美、一个圣人似的人物，但他的结局是悲凉的，时代已经把他淘汰了，个人无法逆转。总是有人问，白嘉轩到底是个啥样的人物？我说，我就是塑造了那个时代一个农村传统文化形象的农民，我说我对这个人物的批判是很厉害的。无非是我没有直白地去说我是批判的，譬如他的一个重大的行为，是他镇压小娥，小娥是一个对封建腐朽的婚姻进行反抗的女性，没有接受新的思想——她不可能有条件接受新的思想——而是以人的合理生存的本能来反抗腐朽的婚姻制度，她的结局不可能是光明的。而白嘉轩站在传统道德立场上，不可能容忍田小娥，他对自觉的反抗——包括包办婚姻——的女儿白灵，也不能容忍，以至采取断绝父女关系这种做法。这是那个时代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好多朋友问我，田小娥这个人物有真实的生活事件没有？我说这个不需要，我在农村工作了20年，尤其是在公社工作的那10年，成天打交道的都是农民啊，很多民间传说都是那个偷情男女的故事，都有很具体的情节故事，让人听了能笑破肚子。所以说到塑造田小娥这个形象，就生活而言，那基础太雄厚太丰富了。但真正对我启示深的还是那个史志，在蓝田县查县志的时候，那么厚一摞县志，其中有两三本专门记载蓝田县的贞妇烈女，这个版本县志的总编，就是《白鹿原》中朱先生的生活原型，这是蓝田解放前最后一个版本的县志。我看到县志中的《贞妇烈女》卷，只记着某某村的某某氏，这些妇女连个真实名字也没有，那个某某氏，前头是丈夫的姓，后头是她的姓，两个姓一组合，最后加个氏族的氏。譬如说十五岁出嫁，十六岁到十七岁生了个小孩，然后丈夫死掉了，然后侍奉公婆，抚养孩子，一直坚守了几十年，最后亲族给她敬献了一方贞节匾。我这个家族的西大院，跟我家一墙之隔的西大院门楼上就有这种贞节匾，上刻四个大字“贞洁可风”，不知道是族人给我们哪一代的哪一个守节女人挂的匾牌。我看到县志上记载的那么多人名，到后头连个事迹也没有，只记某某氏，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氏，全是那些贞妇烈女人名单，没看几眼就翻过去了。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这个女人用她一生的生命坚守，最后就在县志上弄了这么6-7厘米长的位置，包括我和后人谁可能都没有耐心把县志上这些贞妇烈女的名单读完，我感觉很悲凉。在这种状况下，产生了要写一个反抗型的女性的想法，她没有接受任何先进思想，而纯粹是出于本身生存的合理性本能，反抗传统优秀文化中最腐朽——就是关于妇女——的一页。包括孔老先生都说，女子与小人最难养，是对女子的歧视。我们传统婚姻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压迫，已经形成不能违抗的制度。后来我在构思这个小说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颇得益于在公社听到那么多偷情男女的故事，塑造了田小娥等几位女性形象。田小娥是纯粹出于人的生存本能，来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白灵是接受了先进理论、先进思想，以自觉的革命姿态来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这是我着力刻画的两个女性。说到人物的心理结构，也就避免了性格说，过去我写那些中短篇的时候，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苦于寻找个性的一些生活细节。到写这个长篇的时候正好倒过来，以这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来捕捉他面对社会世相，会如何做如何说，这是由他的心理结构决定的，这样就能把握各个人物行为的合理性。

　　桫椤：陈老师刚才谈到农村题材小说突破的问题，作家思想的狭隘和视角的狭窄造成突破不成功。在《白鹿原》当中，朱先生死后呢，黑娃送了一副挽联给他：“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这副挽联实际上写出了这个小说主旨，人生大义，生死之道，历史的道义，也是生命的根本，也是刚才郭老师说的文化的原型。那么，现在很多作家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浮躁的、短暂的、消费性的甚至娱乐性的元素在里面一种倾向，就像王主席刚才说的《白鹿原》那个电影，把文学上的高处又拉回到大众的低处，实际上现在有一些刊物也在误导着一些创作，一些消费的、娱乐的元素在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我就有一个问题请教陈老师，您怎么看待当代文学价值衰落的这种现象？

　　陈忠实：你刚说的这些现象也不奇怪，因为不同的作家面对文学事业的时候，都有各自的取舍。最近我还听到一些作者对我说，写小说销量太少不仅出版不了还要自费出版，包括散文集，有人跟影视家一接触，影视家说，你给我把情节写好，就是说情节精彩能改编电视剧，也就能赚大钱了，据说现在还有不少人这么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各自选择很重要。实际上这种现象也不奇怪，包括一些低俗的、哗众取宠的读物。我90年代到美国去，看到一个现象，坐火车从美国西头直到东头，在火车站台边，有售书柜，书籍包装很简单，售价也很低，专门为乘火车的人在车上阅读的那种读物。据说就是在美国算不上几流的那些人写的，专门写这种书，供乘客在火车上消磨时间的那种书，你就可想，它就谈不上艺术和思想了，咋热闹咋离奇就咋弄，乘客在火车上坐得很疲劳，看个热闹，下火车时顺手就扔到出口处那个书箱里头甚至垃圾箱里头去。据说有不少人专门炮制这类读物，赚钱反而比纯文学作品更快更多。尽管如此，并不影响美国产生了许多世界大师级作家和作品。那就是个人选择。中国文学也面临着作家自己的选择。这个谁都勉强不了谁，说服不了谁。就是个人去选择自己的文学。

　　胡学文：一个作家，肯定要吸取营养。这种营养，一种可能就是本土文化的滋养，还有一种就是他人的作品中的营养。本土文化的滋养，刚才陈老师已经谈到，对于阅读其它作品的影响，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一样的，但是通过他的作品反映出来的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长篇小说，也是一些很优秀的作家写的，但是在读作品的时候，你会很明显地感到他受某些作家的影响比较大，无论他的语言、叙述方法，甚至在视角的选择上，那么我想陈老师肯定也对很多国外的作品很熟悉，但是在读您的作品的时候，觉得您这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好像没有受什么影响，完全是自己的风格，我想问，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

　　陈忠实：这个话题好，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不可能不接受影响，我是接受影响最多的一个作家，这是真话。我讲过，就我而言，我从刚喜欢上文学不久，就读了《静静的顿河》，那时候还是初二、初三的学生，我还不知道有《静静的顿河》，是我当时读刘绍棠作品时获得的，刘绍棠是你们河北人，你应该更熟悉。我刚一喜欢上文学，先崇拜赵树理，又崇拜刘绍棠。原来不知道刘绍棠，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说，哎呀，一个青年神童，刘绍棠成了右派了。语文老师是个很关注当代文学的人，我对神童刘绍棠这个人好奇，就到学校图书馆借他写的书，却没有刘绍棠的著作。初三时转学到另一所中学，在那个图书馆里头查到了。尽管刘绍棠已经被打成右派，但是学校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封他的书，我借阅了他的《山楂村的歌声》《运河的桨声》。记不清在这哪一本的后记里，刘绍棠说他最敬佩的就是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如何如何。我就想看《静静的顿河》了，放暑假的时候从学校借了这个《静静的顿河》，糊里糊涂就读完了，这是我读的第一部外国作品。后来，相对而言，坦言之，我读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要远远超过我读的中国作品。从“文革”前十七年到新时期头几年，主要受苏联文学的影响，苏联当时那些大作家的作品大部分都读过。到80年代中期以，我读到《百年孤独》，说来也与河北有关系，大概是1984年，在河北涿县，三结义那个地方，中国作协召开了一个农村题材小说研讨会，参会者都是一帮青年作家，包括张炜路遥啊都去参加。在会上我认识了《十月》的编辑，后来写电视连续剧《渴望》的郑万隆，我们在一起聊天，有一个人给他送了一本校对稿，是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孤独》，即将在《十月》长篇小说增刊上面发表。我当时跟他留了地址，约定刊物出来给我寄一本。所以，我应该是《百年孤独》最早的中国读者之一。初读《百年孤独》，第一次见识那个魔幻现实主义，我还不能完全读懂。依当时我对文学的理解，惊奇有一种神秘感，那个作品的独特性是跟我过去所有读过的，包括美国的、苏联的、法国的一些翻译作品，完全不一样。感觉神秘。不久，我订的《世界文学》上发表了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一个长篇小说《人间王国》，搁中国大概算中篇小说，不上十万字吧。关键是介绍卡彭铁尔这个作家的篇章，对我启发很大。从那篇文章了解到，这个拉丁美洲过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在他们纷纷完成民族自治，完成资本主义独立革命以后，很多知识分子都跑到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国家去，不仅学习政治，而且跟文艺界往来密切。古巴的卡彭铁尔，那时候正是法国各种现代派作品最潮起的时候，他在法国待了几年，学习现代派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在法国发表了，但是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这个人就很失望，最后决定回家。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在上了轮船以后面对法国说的一句话：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关键是，这个人回去以后——且不说现代派对谁的胃口不对谁的胃口——就一头扎进海地这个小地方。为什么要选择海地？着意在海地仍然保持着纯粹的黑人移民的一个国家。他想研究移民到拉美的那些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理。他自己隐蔽成一个普通平民，把自己摊在各个阶层的普通人中间，据说有好几年，之后完成了一部不上十万字的《人间王国》。《人间王国》一发表，在欧美文坛——且不说在他们那——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这是拉美第一部在欧美文坛引起反响的小说。而且在欧洲文坛引起了很大的惊诧，即按照欧洲当时的所有文学流派和理论都把这个作品难以归类。后来理论界终于找到一个称谓，说这是一部神奇现实主义之作。神奇，称为神奇的现实主义。因为卡彭铁尔这部作品在欧美引起极大反响，拉美在探索寻找文学出路的那些作家受到了很大的启示，纷纷把眼光甚至包括自己的脚步从欧洲移向他们生存的那块土地，研究并体验自己那个民族的发展史，随后各个国家都成长起来几个代表性的作家。包括这个马尔克斯，就是在这种文学氛围里，创作出来一部影响世界的《百年孤独》。不知道是在《百年独孤》出版前还是出版后，欧洲文坛对拉美的文学现象找到一个更加恰当的称谓，把神奇现实主义改为魔幻现实主义，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我当时看了卡彭铁尔和拉美文学发展过程后很受启发，记得80年代大家争论的一个话题——作家要不要深入生活？毛泽东在《讲话》中关于作家深入生活的理论，还适用不适用啊？看了卡彭铁尔的创作道路后，我不禁调侃一句，卡彭铁尔那个时代肯定还没有毛泽东的《讲话》，他为什么自己要跑到海地去，默默地深入到那个最落后，甚至最野蛮的一个小国家去体验生活，终于写出一部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开山之作？他也没听谁号召啊。这是写作和生活的必然的关系，这是哪个作家都摆脱不了的。

　　贾兴安：《白鹿原》刚在《当代》发表时，我第一时间读了。中间又读了一遍，去年在北京专门买了一本书。就是这么多年，我读了三次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么你作为一个作者来说，你对这个回过头来看，包括你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你有没有遗憾的？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就是创作是遗憾的艺术，或者写作艺术也是遗憾的艺术？现在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忠实：这个很简单，我在这部小说写作的上世纪80年代后几年，把我所能感受到的东西基本表述出来了，没有因为忌讳什么或者害怕什么不敢写而不写。没有这个。如果有哪些写得不足以及某些批评的话语，那也没有办法。我当时只能达到这个水准。

　　贾兴安：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认为？

　　陈忠实：我现在还是这样，如果有某些遗憾，或者有哪些不足，那个时代只能达到那个水准，后来就是意识到了也无法弥补了。

　　杨红莉：陈老师，实际上我们读到的版本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读的版本，我这两天一直在读这个，我手里的版本，人民文学最早的那个版本。我最早读到的是，人民文学那个本，也就是您获奖的那个，后来读到的是作家社的这本。我在网上买它的时候，它特别注明是未删节本。我想请您谈一谈。

　　陈忠实：我跟你说这删节是咋回事。这个事过了，当我说趣话呢。1995年秋，茅盾文学奖初评结果刚一出来，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告知《白鹿原》在初评最后投票的时候是全票通过，我很高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时序安排是初评选出20几部作品以后，再交给终评委，留给终评委三到四个月的阅读时间，然后再评，到年末或者第二年的年初评出。结果是这届茅盾文学奖初评结果出来后，压下不动了，整整压了两年，不评。我不知道啥原因，后来听说是因为《白鹿原》。两年后的1997年初秋启动终评，第一个发言的是陈涌。这是一位从延安时期过来的资深的老文艺理论家，他第一个发言，肯定了《白鹿原》。首先肯定《白鹿原》的思想倾向没有问题，作者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写那场革命的，在政治上给我肯定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他把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读阐述清楚了。他也谈到作品中的性描写。说《白鹿原》的性描写就他看都不是闲笔，都隐含有文化思想的内蕴，至于哪儿多写了几笔，哪儿还有把握不当的文字那可以商榷。他谈到了三点，这三点基本把《白鹿原》肯定下来了。评委对20几部作品经过两次投票，剩下大概6部作品，《白鹿原》在其中。最后一轮投票之前，负责茅盾奖评奖的一位领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估计《白鹿原》评奖应该没有问题。他首先声明，不是作为决定，而是跟我商量，说他听了几个同志意见，能不能对其中两个情节进行一下修改。我问是啥情节，再斟酌能不能改。他仅仅只是谈了两句话，都是朱先生说的话，一个是“翻鏊子”，这是一句话。第二句是写到鹿兆鹏和白孝文在朱先生书房里不期而遇，鹿兆鹏借故逃走的时候，白孝文追上去打了一枪，朱先生说了一句：“看来都不是君子”。这里就发生误解了，你咋能说共产党也不是君子。这朱先生这两句话好处理，我当即就答应了。他说，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不是强迫你啊。他担心造成舆论说强迫陈忠实修改的。朱先生这两句话仍然还保存着，但对这两句话的环境氛围做了调整，比如“翻鏊子”这句话。小说里三次还是四次提到“翻鏊子”这句话，都不是朱先生直接说出来的，是别人传说他说的。我在情节文字里做了调整，并未删除，把这个说法还留着。“看来都不是君子”这句话也保留着，同样是对环境气氛作了较为明朗的修改。借着这次修改机会，我把文字作了一些小删节，那不是谁规定让我删节。重新修改时才发现一个细节在前面某处已经出现过，后头又把这个细节写了一次，便都删掉了。有两千来字吧。就这么个过程，结果社会上有不少传闻，我看到一个人在报纸或刊物上说，他本来读过《白鹿原》，听说陈忠实为评茅奖修改了，发誓再不读《白鹿原》了，陈忠实太没骨气了。

　　贾兴安：现在有多少个版本啊？

　　陈忠实：现在有十多个版本。版本较多的原因之一是出这个书赚钱。单行本仍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权还是人文社的，谁都不能再出《白鹿原》单行本。几家出版社就想方设法，不能出单本，就出套书，譬如《陈忠实作品选》，包括短篇卷、中篇卷、散文卷、长篇卷，印数最多也卖的最多的是《白鹿原》。文化艺术出版社出了三本注释版本，包括《白鹿原》、散文卷、小说卷三本一套，约了三位评论家来注释，印得多卖得多的也是《白鹿原》注释本。《作家文库》是作家出版社的一大书系，收录《白鹿原》，印刷过好几次了。

　　郭宝亮：我记得90年代初，您的书出来以后，当然，卖得挺好，反映也挺好。好像那会儿我记得贾平凹的《废都》也出版了。后来就听到社会上一个流传，中宣部有人讲，说当时批贾平凹的《废都》，说他那个写性写得比较厉害。后来有人说，陈忠实的《白鹿原》更坏，有这么个说法。

　　陈忠实：这个更坏的说法，我也听说的，却无法证实。当时陕军东征嘛，《废都》被禁，不准再出。对《白鹿原》是“冷处理”。不再发表这个作品好的评论，也不要发表批判的评论。就是说好说坏都不要说，好在出版社可以继续出书。规定不准改编其它艺术形式，电影、电视剧都不许改编，获茅奖以后渐渐才启动。话剧是2006年由北京人艺演出，电影是去年冬天拍成的。（王力平  刘建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