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家族前传》的“双美叙事”

　　绍武、会林夫妇的长篇新作《红军家族前传》反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共创立中央苏区以及长征等重大历史事件，在3条线索交融的史诗框架下独擅文学与影视叙事的“双美”，是中央苏区题材创作中一部重量级作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地区创建苏区的革命实践是今天我们共和国的前传，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苏区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苏区精神所具有的革命性、民族性、时代性相统一的品格，是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红军家族前传》的写作秉持了对历史和现实双重尊重的创作理念，以文艺作品的形式表现红色历史，寻找其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血脉，使文艺发挥了历史教科书的作用。

　　《红军家族前传》以开国将军曾纪耘的倒叙开始它的故事，意在表明革命虽已远去，光辉弥足珍贵。小说的主要线索是曾经给地主做佃农的曾强一家的从军记。小说具有的历史厚重在于真实再现了苏区人民曾经经受的残酷、艰苦、困难和牺牲，表现出年轻的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人民为了改变中国的命运与反动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曾强和他的十几个子女不堪地主曾树礼的压迫先后加入农会并参加红军，经受了各个时期的考验。这条主线索与红军撤离苏区后留下项英、陈毅领导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这一线索相互交叉，细致再现了陈毅和项英率领小部红军游击队与白匪周旋，瞿秋白、何叔衡都在敌人围剿中牺牲，革命处于低潮等历史事件。除此之外还有第3条线索，即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其间包括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四渡赤水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领导艺术，使长征初期的被动转为主动，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抢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飞夺泸定桥等壮举。在这条线索下，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朱德以及当时中下层的指挥员杨得志、杨成武一一登场。《红军家族前传》由这样3部分构成，既是前传也是全传，所具有的“三江汇流”的叙事景观，奠定了作品的史诗性地位。

　　一部虚构性的史诗作品，仅仅有规模是不够的，更需具有历史质感。《红军家族前传》虽写到中央苏区所有的历史重大事件、军事行动，但主线却定位在家族叙事，也就是曾强一家的命运史。长篇小说的精神书写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通过曾强、青马岗、清水江这些原生态生活状态和人物性格命运来完成的。曾强通过自己的劳动，把那个外人不敢问津的清水江边乱石窝子青马岗治理成自己的一片乐土，养活了妻子和他的八男四女，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过着虽然清贫但相对稳定的日子。但这仅是好梦一场。曾家大院主子盯上了这块地方，三少爷曾树礼顽固站在大地主的立场上，把曾强一家看成是他们家的佃户，强迫他们从青马岗搬出重回曾家大院当奴仆。被逼无奈的农民在共产党人陈双贤等的带领下参加了“闹红”，逐步认识到要与曾树礼、张志凡等地主老财抗争，必须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于是，他们先后参加了红军——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源头。

　　接触了红军以后，大家渐渐明白了穷人为什么受穷以及怎样才能不受穷，农民的吃苦耐劳转换成战士的勇敢忠诚，连曾强最小的女儿纪菊也从曾家大院逃出当了红军卫生员。曾强不仅做了毛泽民的副手管理红军粮草，还不顾年老体弱随红军长征。儿子纪源做了陈毅的警卫员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纪耕、纪耘、纪水等则一同踏上了长征路。曾强一家称得上是满门忠勇，10来口人分别在3个不同的地区融入了革命大潮，他们由农民家族成为红军家族的命运正是中国革命大家族的缩影。

　　《红军家族前传》具有“双美叙事”的特色，小说的文学叙事和影视叙事交替呈现，转换自如，人物命运鲜活、性格生动且有细腻的内心刻画。同时，文本叙事的动作性也很强，具备影视叙事的要素。此外，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充满着紧张和危机，具有很强的可视性和情节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将陈毅等的游击生活和虚构的曾家大院、清水江人联系在一起，将领袖赋予了更多的人情味，因此格外生动。

　　中央苏区题材是个富矿。上世纪20年代的纪实文学《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早已载入文学史册；王愿坚的短篇小说让读者了解了红军长征以后苏区残酷的斗争，人们忘不了《老妈妈》里的革命母亲带着快要成人的两个儿子进了根据地，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一个人负责流动医院的全部责任；人们也忘不了《粮食的故事》中的郝吉标宁愿让自己家人饿着，也要把找到的粮食送到山上，交给游击队，最后遇到白匪追剿，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这些都是一代人的奉献，也是苏区题材的经典。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如果只关注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在今天这个物质时代，读者有理由感谢《红军家族前传》的两位老作家，他们以对历史和革命之美的敬畏及对现实之美的期待，以全新的革命历史想象向读者奉献了这样一部大书，使人们能够鉴往知来，了解革命的前世今缘。(范咏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