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读《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

　　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呈现出比翼齐飞的可喜局面，特别是一直相对薄弱的民族文学理论研究更是呈现出多向拓进的多元发展格局。一些过去未予关注或关注不够的研究领域和理论问题，如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等，都取得了进展和突破。

　　其中，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及持续讨论，对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重新认识各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作出的贡献、重新认识各民族文学协调发展对促进中国文化实力的提升以及促进民族团结的价值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李晓峰和刘大先所著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以下简称《多民族文学史观》)对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名课题研究的结项成果。这一成果在民族文学研究及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方面取得的突破和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高度，对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属性和功能的发现和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创立

　　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自晚清发轫，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通史类、专题类、族别类文学史数以千计，中国文学史研究业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但是，自上世纪60年代，学者们就注意到文学史写作中的视野狭窄问题，即大多数文学史只写“汉语的文学”或者“汉族的文学”。近年来，随着少数民族文学不断引起人们的重视、民族文学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的二元分置、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边缘化甚至被忽视等问题，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然而，在探讨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时，人们忽略了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问题：中国文学史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属性和功能？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认识、研究和书写中国文学史？这些无疑是文学史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以及持续的讨论、研究，正由此而来。《多民族文学史观》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探析，提出，文学史是一种国家知识，这种知识在培养公民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爱国主义、公民意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而言，中国文学史还具有增进各民族之间了解，进而加深各民族团结的功能。在这里，作者是从国家整体立场的高度，揭示出为人们所普遍忽视的中国文学史属性及功能这一重要问题。

　　在此基础上，《多民族文学史观》根据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的重大转变、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丰硕成果、新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转型的内在要求，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寻找到了非常充分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学理依据。书中写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基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属性，认识中国文学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性质及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基本原则和观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逻辑起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的文学史范畴，包括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全体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全部文学成果。”

　　可以说，这种多民族文学史观，较为全面地对各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主体性地位进行理论确立，从而为人们正确、客观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中各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结构关系，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发展史——或者还原中国文学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真实面貌开启了窗口，从根本上解决了从什么角度来认识、研究和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关键问题。

　　正因如此，在该书作者看来，某些少数民族文学被忽视、少数民族文学难以入史、中国文学史多是汉语文学史或汉族文学史等诸多缺陷，关键原因就是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缺席。它不但遮蔽了人们对中国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的认识，也遮蔽了各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作出的贡献，并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现代转型。

　　二、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整体结构的建立以及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的提出，展示了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真实图景

　　与中国文学史书写如影随形，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观经历了进化论文学史观、革命论文学史观、阶级论文学史观、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社会主义文学史观的演变和更迭，也经历了上世纪末“大文学史观”、“整体文学史观”、“长河意识”、“博物馆意识”的热烈讨论。但是，这些文学史观从本质上说，大都强调从某一特定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学发展史——这种观察当然是必要的，但无疑是不全面的。

　　作为正确认识、客观把握、科学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文学史观，是由多种具有内在关联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任何一种要素的缺失或者变异，都会影响到文学史书写的面貌。正是从这一严谨而周密的学理角度，《多民族文学史观》写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包含多民族历史观、多民族文学观、多民族国家观、多民族民族观、多民族哲学观等不同元素的有机结构整体。这些不同要素决定着文学史的研究维度、方法和方向，各要素之间也相互制约和影响。

　　或许，从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更能认识这种新的整体文学史观的意义——

　　多民族历史观的缺失，使以汉族为凝聚核心，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不断扩大、加强的“滚雪球”似的互动交融、同进共创的历史未能体现在文学的历史之中；

　　多民族文学观的缺失，使各少数民族独特、独有的文学样式和文学传统没有得到“史家”的关注——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的口头活态史诗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缺席就是例证；

　　多民族民族观的缺失，使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忽视了多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的属性，各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学的历史贡献因此被忽视；

　　多民族国家观的缺失，使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主体性地位被削弱，各民族的“文学公平”在国家这一政治、文化特定空间中的地位当然无从谈起；

　　多民族哲学观的缺失，使既往的文学史研究忽视了中国各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是先进的汉族文化和文学向四周的单向辐射。汉族文学给予其他民族文学以影响，各民族文学同样以自己的特质对汉族文学产生了影响。同时，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汇同样密切和频繁。

　　总之，正如《多民族文学史观》所总结的那样，民族、地域、国家等元素和观念在既往中国文学史观中的缺失，是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少数民族文学往往被弱化甚至被遮蔽、忽视、边缘化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文学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该书作者认为，在文学史书写中要注意各民族文学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比如创作主体的多民族属性、多样性的文化与多样化的文学、多种文学传统与多种文学形式、多语种、跨语种与双语创作等现象。

　　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发现并指出在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中被忽视的时间与空间问题。

　　首先，在时间上，《多民族文学史观》认为，线性历史的时间观是描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简单、便捷的方法论，但绝不是科学的方法论，尤其对经历了几千年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历史而言，线性历史的时间观同样会遮蔽各民族的分进与融合、兼容与共生的复杂性。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的“时间”，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正是这些民族从自己的时间起点出发，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汇入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每一个民族的不同时间起点便构成了中国“多民族”历史起点的“多时间”，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性，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性。这种“多时间”既是对显在的线性历史时间裂缝的弥合，也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创新发展的历史样貌的具体体现。“多时间”与“多历史”密切相关，地理空间的广阔性、民族空间的多样性、文化空间的差异性是中国文学的空间特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风格存在差异，同一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风格也存在差异。

　　此外，在空间上，中华古今各民族文学还具有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复杂性。不同民族文学、不同地域文学、跨民族文学、跨地域文学，以及同一地域不同民族文学、同一民族不同地域文学、地域文学与民族文学相重叠等复杂性，构成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整体空间特性。中国文学多特质、多内涵、多风格相统一的特征与中国文学空间形态的多元整体性关系密切，这是中国文学史研究应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写出体现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和多民族国家属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

　　三、多民族文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反思，将民族文学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贯穿《多民族文学史》始终的是强烈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除了前面所说的，还包括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自我反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跨民族、跨文化、跨语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等。

　　例如，在“少数民族文学发生与学科反思”一章中，作者提出，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科学的建构与扶持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完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知识化、体系化和学科化，系统地整理了各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推动了当代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文学命名为少数民族文学，在客观上造成了某种分离，加之中国文学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将汉族文学等同于中国文学的“传统”，因而，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往往不能非常有效地进行沟通。这种现状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史，往往只在少数民族及其相关的空间和语境中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少数民族文学知识国家建构的有效性受到消解。“如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知识的传播仅在少数民族范围，或者各民族文学(族别文学)仅在相对应的民族内部传播，这种知识仍然仅仅是一种地方知识，只会增加本民族认同，而对国家认同则没有太大意义和作用。” 这样的思考可能是片面的，只是一家之言，但却带给我们一定的思考。

　　但是，一种新的理论观念、体系的建立并不会一蹴而就。面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和书写所形成的固有的范式、观念，多民族文学史观从理论建构到成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学史的基本观念，需要一个过程。

　　为了给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多民族文学史观》提出，多维的文学史观、多元的文学史书写，特别是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当代中国历史哲学转型的产物。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构成的多元文明形态的关注、对不同民族文化的跨文化比较，对中国多民族现代国家属性的重视，同样是中国历史哲学转型的现代化要求。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力图要开拓的是一种当下的、实践本位的、依然在发展变化的历史看法。它可以说是从宏观的、立体的、多维的角度，重新构思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一种思考。它所强调的是多元(差异)和认同(同一)的有机合一。就此而言，不惟具有理论革新的意义，同样具有现实的意义。特别是，从实践的角度，在当今更加复杂的世界环境中，在中国又一次面临来自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的多重挑战，在国家领土的完整、多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面临新课题的情势下，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思维方式，亦将有利于坚持与守望中华民族的文化地位与文化利益。

　　在当今以国家为政治单位的世界中，不惟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同样是多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少数族裔政策、文化立场、文学史中少数族裔文学的处理和结构方式可以作为一种视镜，让我们更好地发现问题并矫正自己的观念、范式。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多民族文学史观》专门设计了“世界多民族国家中的多民族文学”一章，在“纵深的历史探讨和横向平行的比较眼光”中，对世界文学、民族文学、少数族裔、多元文化主义、现代国家意识、流散、跨界、世界主义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作者认为，少数族裔文学之兴起从来不是单纯的审美或文学问题，这就必然带来美学、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如何协调与平衡少数族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就成为一切多民族国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全球性的资源流动在晚近又带来和超越了国家范围的新问题，这一切都需要我们重新审定少数族裔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我个人非常赞赏《多民族文学史观》中体现的这种国家立场、国家情怀，因为，有关多民族的一切问题，都是在国家或者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最高层面来谈论的话题，而绝不是从某一封闭的学科、某一研究“方向”或者某一研究方法(无论是人类学的还是政治学的)所能谈论的。因为，只有从国家的高度，才能真正发现现实问题，才能洞察历史真实的现场和过程，才是对民族、国家真正的“人文关怀”。

　　因此，《多民族文学史观》所强调的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家文学中的地位、价值，它对于国家认同，增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意义、各民族母语文学跨民族传播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揭示——在所有话题的讨论中所流露出来的对各民族文学的真诚关爱、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前景的忧患、责任与信念，都是时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应该大力强调的，这同时也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资源。从这一意义上说，《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民族文学理论或者中国文学研究。(森 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