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人文不能分裂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学术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文学科的学科化建设得到空前展开，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虽然我们的学术研究与国外先进国家所达到的高度还有相当距离，但与自己的纵向历史相比，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和规模。

　　成绩虽然是主要的，但是，学术研究不能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有目共睹的。近些年来，人们对某些专家水平、学术著作、学术成果的抱怨越来越多，学术体制不尽合理的问题也被反映出来，学术失范、剽窃、造假等不端行为也有所增加。更令人担忧的是，一种打着“纯学术”之名的“假、长、空”写作，蔓延着招摇过市，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就是在学风与文风上的一种技术主义。在技术主义者的眼里，构成一篇论文的技术因素是至上的，原始资料、规范、数据、工具、参考文献等是主要的，而思想、价值、评价等是主观的，所以是次要的，甚至可以忽略。因为后者因人而异，所有的观点都是相对的，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之别，无所谓美丑之分，甚至无所谓对错之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论文生产越来越多，但同一问题的评价、辨析、辩驳却越来越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没有随着阅读论文的增加而深化或提高。

　　换言之，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站立在当下现实关系基础上对话，不愿意讨论，不愿意说服，而愿意对着数字、文献资料、某一公案自我演练，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即使论题集中或同一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人们也心安理得地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选题重复没有关系，只要有新材料即可；有新材料得不出任何新结论也没有关系，操练这些材料符合规范成文即可，这就形成了“新材料”崇拜。虽然人们不愿意思想交锋，但“你说东来我偏西”的故作分歧，低水平的偏执一端、“片面的深刻”却不少见。这种情况下，知识循环无法良性运行，认识分歧依然故我，对话依然是一种发泄式的抱怨。如果知识分子包括人文知识分子在写作时放弃了“以理服人”的率先垂范，那么整个社会的跟进逻辑就会更加混乱，或者充满怪气、怨气与戾气。

　　缺乏在历史与现实结合处的理论展开，放弃将人们的认识提高一步的升华努力，更不用说那些娱乐化的“揭秘”学术了，它们以贩卖噱头为主，巧辞伪饰，使历史与人物的本来面目颠倒，是非不分，他们的众声合唱，产生了众多的效仿者，遂使越来越多的论文成为学术体制或强势媒体市场的产物，而不是思想成果、精神创造的产物，不是价值确认妍媸分明的产物，不是审美升华的产物。

　　在研究生教育中，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指导教师也往往重点要求学生学习规范，甚至将如何写好一篇学术论文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选取一个问题展开具有科学意义的研究。研究问题的价值性让位于研究问题的操作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细小局促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偏执到摸着大象的鼻子论证大象是一条蛇的诡辩，比比皆是。其实，学生学习人文学科的论文写作，人文目的与工具手段不应该是各自独立的。放弃人文——目的定位的工具——技术演练，无论如何不会产生优秀的学位论文和优秀毕业生，也难以造就合格的创造性人才。目前，我国的研究生人才教育，从规模上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领先者，而教育的质量，亟需提高的内容包括论文写作的质量。显然，论文只是符合一系列的技术和操作规范，这是一个很低的要求，不符合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标准。而对他们的论文放低要求，就难免有制造学术垃圾的指责。

　　惟技术规范是求的做法，甚至到了自以为是、津津乐道的地步，这种学风与文风，有时含有炫技的成分。何为受过专业训练？在某些人看来，就是会使用一系列的工具，论文中有似新非新的论据排列和魔方般的组合，有常人难见的新异说辞，有大量的参考文献和丰富的外文征引，等等，但没有有价值的思想、没有情到深处的人文关怀、没有抓住根本的彻底。这种学风和文风，越来越像声名狼藉的商业大片，在“大投资大回报”观念影响之下的技术主义思维——过分追求影片的技术表现和视觉冲击力，而忽视对电影本身内容的创作。

　　技术主义的奴隶，导致了“揭秘”文化的流行，甚至在一些著名文化学者中也在所难免。撷取某个历史片段，在文献断裂处虚构因果关系，虚构是非恩怨，由此窥见自己所设定的人性局限性、历史局限性，从而形成所谓的“揭秘”文化。我们可以仔细观察近年来的各种揭秘现象，大多数所谓的揭秘，不过是炒冷饭，不过是故弄玄虚，不过是矫情的反弹琵琶，不过是故意“反着讲”的颠倒是非。这加重了当前的学术浮躁情绪。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偏执思维，孜孜以求个别细节的面面俱到，在罅隙处深文周纳、大费周章，得出惊人视听的结论，但却丧失了对整个画面的准确把握，这助长了诡辩作风的流行和相对主义的亦是亦非。比如，地球是圆的，但他们却指着机场跑道说，地球是直线的，并且用这个“细节”进行反科学的诡辩。在社会科学方面，这加重了社会上“流言”文化对严肃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解构，以至于学校对于儿童的历史文化教育失效，学生要经常回家问父母：这是真的吗？

　　从社会形成和管理层面看，迷恋技术主义，导致了学术研究中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学者专家没有形成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研究的经费、研究规划完全依赖少数政府部门，而决策者的错误决定，不仅浪费了专家的学术生命，而且给整个学术乃至未来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技术主义高涨的年代，专家以能够亲近决策者为荣，甚至以能够跻身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感到自豪，丝毫没有意识到科学发展的独立性，没有提出国家和民族科学发展的纲领性意见。少数专家通过“走后门”的方式，将自己对某些行业发展的看法提供给少数决策者，而少数决策者的支持导致中国在某些行业领域资金投入密集，甚至出现大量的浪费现象，而其他绝大部分领域却由于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而逐渐衰落。

　　推崇技术至上，在人文社科研究中导致了如下分裂。

　　第一是学术与人文的分裂。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其任务具有二重性，既关乎学科对象本身，又关乎现实人心；或者说研究对象在二者的结合部。技术主义将研究对象仅只局限在学科历史甚至是学科悬案中，将问题固化在历史的牢笼中，其实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躲避现实的行为。崇尚技术至上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泡沫，这就是人们所厌恶的“假长空”现象。学术与人文的分裂，导致了人文与学术的本末倒置，也导致了学者社会地位的危机。他们的劳动被认为是攫取名利的手段，虽“著作等身”但却无法赢得应有的社会尊重。

　　第二是学与术的分裂。这导致有术无学现象的产生，即一个写出了上百篇学术论文的人，评了教授、研究员，成为专家学者，但是却不是一个真正有学问、有文化修养的人，隔行如隔山，甚至对相近相邻领域的研究也一无所知。技术至上的观念妨碍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学术大师当然也就难产了。真正的学术大师往往是能够将知识、现实、人生相互贯通的学者，是能够将传统与现代一体化的继往开来者，是能够运用适当策略将理想转化为策动现实力量的人；而技术主义者对大师却少有尊敬，在他们看来，知识的总体性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往往通过技术细节发现大师的个别罅漏，进而否定大师的价值，并认为大师是“个人崇拜”和精神迷信的产物。这真正应验了那句“仆人眼里无伟人”的谚语。

　　第三是知识生产与文化有机性的分裂。知识生产变成了专业化的东西，有一套高难度的技术规范，其门槛被故意抬高，阅读的难度增加，能入门者甚少，越来越变成象牙塔中的知识游戏和赛智表演，或仅只存在于某个“行内”，与社会、与文化的互动能力丧失，与社会、文化的有机联系被割断。知识生产中个别领域的“领先”现象，掩盖了整个学术界脱离时代与社会的落后状况。

　　上述的三种分裂，即片面强调技术，而忽视了技术服务的对象，将学与术分裂，将知识与人文分裂。这种“入于偏”、“渐趋于一极”的做法，鲁迅曾在《科学史教篇》中说：“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

　　假如论文写作不再美，不再有趣，与生活激流无关，甚至导致“人生必归于枯寂”，那么其危机将不再只是写作本身的事了。

　　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我国历史上的学术研究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态度，缺少自立自律的学院派作风。社会的急迫需求和外在要求，或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主张，往往期待立竿见影、小成即喜的效果，将近期效果看作是全部目的而忽视了长期效果的预估预设，遂导致对技术思维的推崇，导致技术主义的流行。允许一定时期亦步亦趋的学习，允许一定时期的固守象牙塔，允许有一定规模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院派，我们需有这种从容、气魄与大度，但是以此为风气，蔓延开来则深深令人忧患。当前的“技术至上”与后现代主义的瓦解历史、解构价值、诋毁崇高的思潮相结合，其所形成的思想偏执以至于靠“技术”支撑、“规范”行文而流行的“反着说”风气，这种以扰乱人们思想为目的的风尚则必须引起我们充分的警惕。(孙伟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