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奸雄形象激活了一部日本侵华史

　　《谍海奸雄——土肥原贤二秘录》在王朝柱的文学世界里不属于“主旋律”，应属于“多样化”的一部。然而正是这部作品，对当下十分困难的中日关系提供了一种镜鉴作用，给读者以最现实的思索和启示。土肥原贤二——这个至今仍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不断受到日本朝野参拜的二战甲级战犯，虽在1948年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其幽灵仍在游荡，其阴魂不时“附身”，王朝柱在若干年前写的这部关于土肥原贤二的“秘录”，体现出对日本侵略题材选择、判断的正确。这本书对于愿意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罪恶渊薮和前生今世的读者具有言近旨远的历史认知价值。

　　从王朝柱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我们感受到那种可贵的写作诚意和非凡的题材驾驭能力。一个满足于现世享受而患上历史健忘症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出于一种责任，王朝柱选择了历史题材创作。他笔下的历史是被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视角照亮的第二现实。可以说，一部《谍海奸雄》激活了一部侵华史。何以能够如此？是因为这部书在大节关目上凸现了土肥原不是一个一般的间谍，而是一个战略间谍。这个“中国通”，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事变”发生。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土肥原均扮演了关键角色，还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说词，即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说白了就是日本要吞掉满蒙乃至整个中国甚至东南亚。《谍海奸雄》在恢弘的历史框架下对土肥原这个人物进行了笔触细致的刻画。作为一个侵华恶魔，他残暴阴险，多谋善断，但并非一介武夫。他不仅会讲流利的中国话，会欣赏中国字画，还会哼京剧、唱民歌。书中的土肥原已不是史载的土肥原，而是一个艺术形象，一个集狂热的军国主义精神和“战略性”间谍眼光、手段于一身的崭新艺术形象。

　　《谍海奸雄》之所以超越了一般的历史演义和通俗读物而具文学价值，是因为作者恪守了现代传记文学开创者朱东润的14字原则：“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有来历，有证据”。为做到有来历有证据，作者广泛占有历史资料，所有存疑之处均引用权威人士的自传或回忆以及远东军事法庭当年审判土肥原时的审判书作为佐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戏说”而是“正说”。同时，也因为作者的历史题材创作遵循了“以文运史”、“以人统事”、“以今述古”的原则。这里的“文”是文学，包括文学的叙述、文学的氛围、文学意义上的人物形象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摒弃了文学技巧在小众中“爆炸”的路数而以传统的文学手段收大众传播之效。“以人统事”则是以土肥原这一个人带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部日本侵华史和当时中国复杂的政局时局，人主事，事补人。“以今述古”则是因为作者对日本侵华题材的认识、开掘有一种前瞻性眼光，使读者收到时读时新之效，无限制地延长了作品的生命力。由于这些遵循，又因一个人的创作带活了一个体裁——纪实文学，使它气象万千、活力四射。(范咏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