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1月28日07:55 柴　静

　　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个。

　　他私底下爱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

　　我白他：“怎么了？”

　　“过分得体。”

　　“什么意思？”

　　他来劲了，比比画画：“要像打枪一样。有句话叫有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

　　挺神的反正。

　　后来，史努比跟我说过，看我当时真是吃力，天天采访前挨个儿而打40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100多个问题。化妆的时候还斜着眼继续写，化妆师一边抖抖地画眼线，一边叹气：“我看人家别的主持人这时候拿本金庸看，你怎么这么紧张？”到录的时候，我就照着本子上的问题往下问，听不见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的下一个问题。

　　绳子越缠越紧。

　　大老杨是摄像，录完节目冒着大雪送我回家，“他说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当时“时空连线”首次使用连线的方式让三方嘉宾评论同一新闻事件，试图创造争论和交锋的空间。这个技术刚开始试，还没办法在演播室里实现三方在屏幕上同时出现，只能用电话采访，摄像在现场拍下他们说话的镜头，回来合成画面。在演播室里我盯着空荡荡的屏幕方向，只能在耳机里听到三位嘉宾的声音。

　　“往这儿看。”摄像引导我往黑暗里望，做出与三个嘉宾交流的眼神，“要有交流感。”我只好每个问题都配合点眼神儿，身体也跟着拧，装作在跟谁交流，营造一种气氛。光拧这个身子就能把我弄个半死。

　　摄像咂了一声：“你眼里没有人。”

　　我不服气：“是，那些嘉宾的人影都是后期加上的，我根本看不见他们。”

　　“不是这意思。”对方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慢慢的，我已经不会写东西了，拿张纸对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再过一阵子，我连话都不会说了。在餐厅遇到“新闻调查”的张洁，他说他理解这种感觉，说他拍过一个片子，白血病人晚期的治疗要把身上的血全抽出来，再换成新的。我血已流光，龇出一个纸一样苍白的假笑看着他。

　　再后来，我干脆出溜了。以前当观众时，老讥笑别人八股腔，现在当了主持人，用得比谁都熟练，每天结尾我都说：“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早日到来。”

　　这话是不会错的，然后我就可以卸妆下班了。

　　有一天穿过客厅，看见电视里播“经济半小时”，有个记者正在采访刚当了县长的牛群。这记者叫陈大会，真是职业杀手，快、狠、准，剑光一闪，夺命封喉。我端着饭碗站在那儿一直看到完。

　　业内对他的采访有争议，但都承认他勤奋：“他是第一个细心研究国外节目的采访记者，把节目像拆螺丝一样拆开，每一个导语，每一个问题，包括每个表情和姿势，都模仿研究。”

　　我把他的采访，还有法拉奇、拉里·金……能找到的都打印下来塞在文件夹里，提问抄在小本上，采访前常常偷换一下问题的内容就直接用。江湖上的小女生，以前那点儿华丽的水袖功夫，上阵杀敌时一概用不上，只能老老实实蹲马步，照猫画虎。

　　我遇见陈大会，他说要小心身上的毛病，不要到了30多岁改不过来，在连线采访中，要心无旁骛，不要管这节目到底要什么，不要去管什么气氛啦交流感啦、不要冷落任何一个嘉宾啦这回事。“你就记住一点，”他说，“新闻本身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那你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我迟疑：“嘉宾会不舒服吗？”

　　“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

　　他这话让我心里动一下，但我根本没这勇气，我像只粽子一样被死死绑住。

　　我开始向他学，但是这种拣本《葵花宝典》闭门自修的方式，很容易就向邪路上去了，以为厉害的记者就是要把别人问得无地自容。

　　遇上一个新闻，两名陕西青年组队骑自行车飞越长城，有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划了一期“飞越的界限”，采访遇难者的队友和教练，他的队友在节目里朗诵爱国的诗，我问：“你就是想要那种特别来劲的感觉吗？这比命还重要吗？……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们是不是炒作？……”

　　录完后同事奇怪我的变化：“哟，这次挺尖锐啊。”我还挺得意。

　　李伦当时是“生活空间”的编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你把重心放错了吧？”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末》上刘洪波评论这期节目：“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 他认为责问的对象应该是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部门，用不着只拿当事人取笑。

　　网上有观众写看完这节目的感受：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着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满满腾腾都是杀气。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35度、45度、60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吗？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不作声。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的时候他负责拍摄，冲我默一点头，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进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7点。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18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2003年2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新疆大地震，我们坐伊尔七六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里开进三辆大卡车，放了十几只搜救犬的笼子，没座位，我找了个废轮胎坐上，没窗子，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飞了五个小时，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

　　下车的时候，我终于踩到地上，以为自己腿软了，低头看，才发现自己站在一家人原来的茅草屋顶上，已经塌平，草从地里孳出来。

　　我茫然往前走，6.8级的地震，200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内，土木结构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尔平原上空空荡荡。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围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为盖着白布的死者念诵《古兰经》。再往前，女人们正在找大石头，在空地上架锅做一点吃的。黎明刚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赤红的火苗一蹿一蹿舔着锅底。

　　如果这会儿是在演播室，灾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新闻，我只关心我播报赈灾的数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见一个老大爷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走了两里路，从我们的卡车上翻找出一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带眼的旧黄皮鞋，端详一下，套在脚上走了，我才知道什么是赈灾。

　　陈虻说过：“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

　　这地震把我从演播室震出来，震到了地上。

　　第二天去拍帐篷小学升旗。去的时候记者云集，小学生从废墟压着的课桌里，把红色绿色的书包抽出来，拍拍土，升上国旗，开始念“我美丽的校园”。

　　做完节目，我被表扬了：“不错，有细节。”

　　在新疆的最后一天，“面对面”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让帮忙采访个人物。

　　“采访谁？”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达吾提·阿西木。他是个村支书，戴着维族老年人那种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脸又红又宽，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他满脸是灰，我也是，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

　　我看了看周围，问：“您现在房子没有了，晚上睡在哪儿？”

　　“地上。”

　　“睡着了吗？”

　　“一想到家里有5个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里的1400多户人怎么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这时候就会想，该第二段落了，该上升到什么层面了，但是坐在这长天大地上，什么都没了，灯光没了，反光板没了，耳机里的导播没了，我采访的人听不懂汉语，翻译是当地人，只能问最简单的问题。

　　“这个地震怎么发生的？”

　　“当时感觉有打枪的声音，地就晃开了，晃了两次。我就在原地蹲下来，旁边的那堵墙塌了下来。我滚进了水渠里。在水渠里面我抓住了一个桑树枝。满天的灰尘。”

　　“从水渠出来以后呢？”

　　“就往家里跑。到了家以后我爬上了房顶，周围全是尘土。我在房顶上挖，把房顶扒开花了很长的时间。”

　　“您用什么挖的？”

　　“当时找不到任何工具，就用自己的手挖。一开始看到一个手腕时也不能确定是我媳妇还是儿媳妇，等看到衣袖的时候我才确定是我孩子他妈。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其他人把她挖了出来。”

　　他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翻译说到“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心里一阵抽动，一时问不出下一句来。

　　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了。”

　　(《看见》，柴静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