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写作的日子

　　一

　　两年前的此时，手头刚刚完成长篇小说《日落呼兰》的创作。这部小说是写东北“伪满”14年，少年洪庆山由于家园被占领，亲人被塞进冰窟的遭遇，一直写到日军溃败，所谓日本“拓荒团”的妇女孩子满大街被追逃的场景……胆小的洪庆山以为这下天下太平了，可以过安生日子了。早晨，他出门找活干，却看到一队一队的绑腿兵，其中有他的堂妹玉敏。已经当上了政委的玉敏，让他帮助照看两个儿子，说她还要上前线。洪庆山纳闷，仗不是打完了吗？玉敏说，小日本是跑了，可这天下还得争呢。

　　——离开东北故乡已近20年，小时候，不知道门前那条宽宽窄窄的河，就是萧红笔下的“呼兰河”，“道北”的人叫这儿“南绠”。南绠是用绳索拴木头的地方，当年日本人借助呼兰河浩渺的河水，漂流运送了大量的木材。

　　“道南”、“道北”、“南绠”，是我幼年时对铁骊地理的全部认知。后来读了史、志、资料，才知道“南绠”是呼兰河的源头，而“呼兰”为满语的译音。在我们那儿，多民族聚集，满、蒙、汉、朝鲜、白俄、锡泊、鄂伦春……每一族都人口庞大，大家混杂而居。左邻是一个朝鲜屯儿，他们身形瘦小，妇女走路会头顶重盆、瓦罐，脚下是瓢鞋。因其瘦，所有人的裤裆都显得肥大……前院，是腰板笔直的傅大娘，傅大娘前额宽而阔，鼻子高又耸，是纯正的蒙古人。后院的姜奶奶，镶金牙，拎烟袋，她每天的营生是拎着那杆儿长烟袋，走东家串西家，一口金牙说起话来灿烂夺目。她多次学着母亲因为婴儿死去时的号叫：“我不嘎师基呀，我不嘎师基！”(满语，意思是“我舍不得啊，我舍不得”)姜奶奶黑眼珠高颧骨，她的一大帮儿女在户口簿的民族栏里都填着“汉”，但无论是她还是傅大娘，她们脸蛋儿上那两片儿鼓突的肉，还有直鼻梁方下巴，都“出卖”了她们……

　　日本军队没有进驻东北以前，铁骊镇的街上只有些日本商人、浪人。叫了“满洲国”后，不但军人来了，陆陆续续地，他们的百姓也来了，都是农民，男女老少，叫“拓荒团”。当时的教科书上说，日本人来这里，是帮助建设新国家的——“新满洲，新国家，天地大，无苦忧”……关东军修铁路，建训练所(兵团)，还三年纲要、五年纲要地制定了很多长远规划。是两颗原子弹，让这一切终止于1945年。

　　日据时期，“满洲国”里并不都是顺民，拿起刀枪跟日本人干的，叫抗日联军。他们没有装备，没有给养，长年钻山林。夏天，林子里还有野菜果子可吃，冬天，大雪一落，木一凋零，他们就只能吃树皮了。日本军警会趁这个季节，进山讨伐，他们围堵抗联战士的方法也简单，雪地有脚印，枯树枝上留着他们被剐破的棉絮，拢一堆火想取取暖，林子上空的烟又出卖了他们……日本人有战马，有背夫，有直升机……没吃没穿的抗联战士冒死下山打给养，掩护过他们的百姓一旦被怀疑，会一家一家一村一村被杀害。天寒地冻，人死了没法埋，尸体垛得像柴火垛，流淌的鲜血冲化了冰冻三尺的呼兰河……

　　日本人建设“新满洲”很有一套，他们设立“思想矫正院”，凡言语上“反满抗日”的，都抓去“矫正院”参加学习班，以“矫正”思想。在街上闲走的，如果没带身牌，一律以“浮浪”抓起来，抓“浮浪”是充壮丁的一个好办法。还有“勤劳奉侍”，这个名头也很响亮，所有的年轻男丁，都要为“满洲国”轮番出工一年，叫“勤劳奉侍”。小说的主人公洪庆山的堂弟——洪庆林，就是出了大二火锯厂，没带身牌，被宪兵抓“浮浪”了，直到解放，都没有回来。

　　“满洲国”的苦难，让在其中重活了一遍的我也身心俱疲。采访、做笔记、写长篇，像在跑一场马拉松，身体精神都备受煎熬。当平安夜的钟声敲响时，第二稿最后一行，终于敲完了。

　　站起来，活动腰、脖颈、头、手指。

　　问：写完了？

　　答：写完了。

　　说：那我告诉你一件事。

　　问：什么？

　　说话的人咽了口唾液，咽唾液明显是这个口开得艰难。他说，我告诉你，我说啊，文学院，那个，不签了。

　　“文学院，那个，不签了？”听着像病句，但我明白了。

　　明白了就一愣，然后是长久地愣，同时，又想努力涌起笑容，肯定比哭还难看。

　　难过，是从第二天开始的，苏醒了的神经，比麻醉前更痛。这时候才想，天啊，还挺仁慈呢，看我写长篇，没有发讣告。要等写完，才宣布。这样的消息，应该是10天前或者更早，他就知道，甚至参与其中。看我正在创作，就延期执行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文学、写作，感到如此的难受呢？这是接下来，我差不多想了两年的问题。

　　二

　　我的写作就像一个小偷，这是我从热爱上小说的那一天起，就时时体味的。20年前，我还在机关写材料，定期炮制公文，季度总结年度总结，我写领导念。开始的时候是个苦活儿，闭门造车，言不由衷，十分地累。但时间长了，就成熟练工了，有时只需把时间动一动，新词改一改，便能交差了事。那时没有电脑，抄、写、改——不经意间还练好了钢笔字。机关工作，无事也要显得忙，那几年，我还练就了一副好听力，只要走廊响起办公室主任的大皮鞋声，他一推门，准看到我伏案勤劳写材料的背影。在“材料”下面，压着我鬼鬼祟祟在写的小说。

　　后来，进了事业单位，做戏剧刊物的编辑，有几年，时间确实宽松些，写作也不用偷偷摸摸。老领导本身就是大专家，他到处讲课，全国巡游，无暇顾及我们这些小毛菜。上班、编刊、照顾孩子、读书、写作，那时开会很少，一年到头也开不了两次，这让我获得了时间，创作上似乎也出了一点成绩，和文学院两年一届两年一届地连续签约16年。后来，老领导退休，单位景况大变，写小说又成了见不得人的事。

　　事业单位搞得很忙，如果不遵从，职称没得评，工资也不能动。艺术研究以戏曲为主，别的都算旁门，不务正业。差不多有10年时间，领导很生气，现实很严峻。再想读书，写小说，都成了妄想。一切得挤时间，偷时间，不停撒谎，在众人的笑望中，灰溜溜来，灰秃秃去。领导在会上多次点名，愿意写小说，可以去作协。艺术研究单位，不缺写小说的。你就是姚明，那你得进篮球队，我们乒乓球队肯定不缺你。被羞煞了一遍遍，坐在角落我暗暗发誓：谁能给我时间，我就给他爱情；谁能管我吃饭，我就给他生育；谁能让我回家，我会做个好家庭妇女……前年的年初，终于有了8个月的创作时间，光光明明，磊磊落落，完成了长篇《日落呼兰》的写作，不用开会，不用去单位，不因浪费时间而心急如焚……回想起来，深深感谢那位女领导，女人的心还是柔软的，是她的仁慈，让我有了这部长篇。

　　当“那个，不签了”的消息传来，让一直为文学像做贼一样活着的我，有那么一刻，失了重一样。接下来，就是慢慢地慢慢地，心随身，沉到了谷底。

　　这许多年，对文学，我多么像一个花痴婆，想方设法，处心积虑，偷时间，挤时间。而对工作、自己的饭碗，又多么像一个薄情女，躲时间，混日子，三心二意，敷衍了事。作贼养汉，是老家骂人最难听的话了，男作贼，女养汉，而这两样，我似乎都占了。饶是这样，还……

　　一生都在把劲儿往不关饭碗的地方使，不是自取其辱？

　　不写能死？

　　两年就过去了。

　　不写作倒是没死，但不写，好像比死难受。去年冬天，看到美国小说家卡佛的一段话，大意是：多年来，我一直知道我过的生活和工作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但我现在明白，我得先把书本放下……文学能否改变人们地生活？我不知道。但文学让我知道，想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有多难……

　　写作解决了这个难题。(曹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