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生态元素与文学史的意义

　　社团的文学史书写与其研究的步履

　　翻阅一本又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每一个时代都在重写文学史，所以至今最新统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各类著作出版已近600部之多。但是，我们发现不断重新写过的每个时代各种版本文学史，惟有描述20世纪初1921年成立于北平的文学研究会的文字没有多少变化。以2012年第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由郑振铎、沈雁冰、周作人、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蒋百里、孙伏园、瞿世英、朱希祖12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共达170余人。他们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的《小说月报》(自12卷起)作为自己的代用会刊，还陆续在沪、京两地编辑两种《文学旬刊》并创办了《诗》月刊等，出版丛书125种(翻译71种、创作54种)。” 这个记述与1951年初版开明书店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所不同的只是，少了实录文学研究会的“宣言”部分文字，其他陈述史实基本一致。

　　再仔细阅读介绍文学研究会的各种文学史版本差异较大的主要集中在，对其文学主张的阐释和定位上。如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指出：“文学研究会的确是继‘新青年’派之后一个进步的文学团体；它的进步的意义就在于，他们在文学思想上提出了为人生的目的和要求，而在创作方法则提出了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的主张”。并且进一步认为，沈雁冰在阐释其文学见解中“含有非常显著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7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援引一段“宣言”中普遍认同的话后，说“由于他们多次明确提出‘为人生的艺术’，实际上他们也都普遍关心社会问题，探讨人生的意义，因此被称为当时文坛的‘人生派’”。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精编版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0 》在引用“宣言”和茅盾“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之后，指出文学研究会“创作‘为人生’的文学。理论家沈雁冰首先昌明文学的精英立场，反对‘消遣文学’和‘休闲文学’，重视文学揭示社会问题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功能”。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文学史的记述对文学研究会“宣言”第三条的引用和茅盾对文学为人生和现实主义(即写实主义)主张的阐释表述相对统一。

　　可以见的，文学研究会历史的事实和其历史的阐释似乎达到了一定的约定俗成。那么多少已经凝固的文学社团形态究竟有没有再审视的可能呢？这些年，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视野的开阔，观念的解放，文学研究者主体的激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获得了深入发展，距今90余年历史的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人们更多站在尊重历史、理解历史、反思历史的立场，走出文学史教科书的“凝固”和稳妥。怀疑和追问：当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群人聚合在一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与她有着怎样的密切的关系？文学研究会有什么样的独立的演变轨迹？文学研究会一步一步的被拓宽阅读的疆界，逐渐形成了一条自己文学史研究的学术之路，如从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基础，“为人生”文学主张由政治主导的文坛主流论，到现实主义创作团体引领着“五四”文学主潮；从文学团体内在社会历史生成追踪寻访，以及该团体文学思潮、社会思潮视角的文学取向、思想脉络之多元梳理，再到今天更多的文学文化的人与事的社群关系辨析，其中特别注意深入细致地触摸这个文学社团内在机体的纹理，既有群体构成的作家之间关系的分析和创作状况的文学透视，又有社团文化传播文学生产的杂志、出版、营销的文化生态考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不同层面的探讨对文学研究会的认识又有深入。比如有研究者大胆质疑，文学研究会“究竟是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并且列举出一系列社团重要成员的言和行，认为“他们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和支配整个文学界的中心团体”。这使文学研究会的一些既定观点受到了挑战，文学史教科书不变的“为人生”定位也随之解构。后又有“社群文化”的视角提出，考察文学研究会历史形态中“现实主义”的脉络，发现现代初叶中国应运而生的“新社会”、“人道”、“曙光”、“新青年”等一系列社会团体和刊物，与该社团有剪不断的渊源关系，由文化历史的还原凸显了文学研究会在新文化运动巨大空间中，实际是一个互动的历史语境、与现实交错的场域之存在。这个社团的生成考察再一次突破了一切自足性文学认知的窠臼。随后，“五四”以来文学社团和流派的探寻，重回文化故乡审视文学的原点，即在个体与群体活动路径的梳理中，找寻或发现团体内每个人的“行状、言论、个性”的文学践行，以及从人与事中还原文学社团生成和发展及其影响。为此，出现了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考辨；《小说月报》等出版物与出版者、与主编、与创作者，及与读者之间关系探微；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学批评等如何直接与间接影响文学研究会的分析等等，研究成果的问世。从一个文学社团可以读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内在波澜，以及又如何辐射于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起伏；一个社团联系着现代中国文化传播方式方法的生成与革新，也可以寻踪到新文学发生发展的艰难步履……这样一个绚丽多彩的、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研究会，渐渐地浮出了历史地表。

　　社团的历史源头与其人脉关系

　　我在研究文学研究会中始终困扰着这样一个问题，当年郑振铎、茅盾等人究竟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个文学团体？社团“宣言”的三点：“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会”，“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似乎已经说得够清楚的了。可是，文学史往往简化成“为人生”。作为第一个纯文学社团与著作工会的建立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些年，文学研究会文化历史的源头的找寻、运作方式的关注等，究竟是在说明社团的纯文学还是反映社团的文化因子？还有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元素和思想动力何以构成新文学主导倾向？这些问题的回答，我觉得应该回到历史情境中找寻结社的原点细节，一是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了些什么？与怎么做？二是文学研究会的问世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发生发展千丝万缕的联系何在？

　　1921年由12人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之社团，经历了十余年的生成发展，1931年因淞沪战事的爆发而终止，先后在册会员达170余人。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的同乡会也不是现代社会的同学会。他们由明显的地缘关系的成员结构构成，但是又没有完全依赖宗法社会人伦血缘的拉帮结派。最初有如此严密而庄重的社团条例，非正式会员“两人以上介绍经多数会员之承认者”不得入会；而进入20世纪30年代该团体松垮式微“无形解散”虎头蛇尾，不再见最初建社时的壮观图景。显然，这样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第一个打出纯文学旗帜的组织，考察他前前后后形成、运作和演变，及解体的工作并没有终结，清理其历史生成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条精神源流的来龙去脉，也是当今文学史家的使命。

　　文学研究会根基源于联络感情，人脉通达。文学研究会酝酿成立前后，最活跃的人物不是我们通常文学史讲的沈雁冰(茅盾)、周作人、叶圣陶等作家，而是郑振铎、王统照、耿济之、瞿世英等一批有着广泛联系的同仁或同学。如果以“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为限，他们全都是20岁刚出头的青年学生，如郑振铎(22岁)交通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高等专科；王统照(23岁)北京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耿济之(21岁)北京俄文专修馆；瞿世英(20岁)燕京大学哲学系。

　　这些本是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何以想到组织一个团体呢？后来郑振铎回忆道：“为了我们全都住在东城，为了兴趣的关系，我们在无形中竟形成了一个集团。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但彼此往返得比同学亲热得多。”除了住地的集中外，“兴趣”是什么呢？北平东城有一基督教办的青年会会所，里边有一小小的图书室，因为青年会的干事是美国人，他“是研究社会学的，思想相当的进步，而且也很喜欢文学”，所以，图书室“陈列最多的是俄国文学名著的英文译本和关于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的书”。这一下吸引了与专业十分相投的青年学子们。自然，中间牵线者是因教会学校的关系，燕京大学学生瞿世英和许地山与青年会早有交往，耿济之又与瞿秋白是同学过往甚密。在青年会想出版一个青年读物时，瞿世英、许地山、耿济之、瞿秋白与郑振铎5人就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这就有了后来的《新社会》旬刊。不久该刊因思想的激进被封禁，他们又改出《人道》月刊。如此积极创办社会文化刊物，同他们中间的瞿秋白、郑振铎很早就参与了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秘密主持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有直接的关系。郑振铎回忆与瞿秋白早年的交往时说：“秋白和我是对社会主义有信仰而没有什么组织的人，经常在北大图书馆和教室里开会，相当的秘密。守常(即李大钊)先生尤其谨慎小心。在开会之前，必须到室外巡视一周，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在左近。”与此同时，还有中国大学学生王统照等的积极活动。郑振铎在回忆王统照的文章中说，“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线。那时他是中国大学的一个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一同编辑了《曙光》月刊，而瞿世英、耿济之和我等，那时候也正编着《新社会》旬刊。我们开始认识，并立即成为很好的朋友”。可见，文学研究会真正核心人物郑振铎、瞿秋白、王统照等非北京大学、高师之外的这批大学生。

　　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中还有来自北京大学的教师周作人、朱希祖，与已经毕业的学生郭绍虞、孙伏园、叶圣陶。在校期间，他们均是1918年“五四”之前在北京大学成立的“新潮社”的主要成员。而新潮社直接得到“五四”新文化领军陈独秀的“新青年社”的大力支持，并受其新文化思想的影响。文学研究会酝酿期间，孙伏园、叶圣陶两位学生实际已经离开“北大”，叶圣陶回到苏州故里任小学教员，孙伏园去了《晨报》副刊当编辑。他们能列入该会发起人名单自然都是老师的提名。一是他们在校时办“新潮社”表现出极强的组织能力；一是在文学创作上已有较多的成果。1922年叶圣陶就出版《隔膜》短篇小说集，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作家创作集的第一人第一本，足可见一斑。

　　文学研究会的骨干成员除了上述两类学校师生构成外，不可忽视思想活跃，有着广泛社会联系的郑振铎在校外的重要拓展。因他与当时梁启超发起“共学社”的筹建人、“共学社丛书”主编蒋百里的关系甚密，而结识了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商务印书馆的主要负责人高梦旦、张元济(菊生)，乃至馆里编译所的编辑、正在筹划《小说月报》革新的主编沈雁冰。查《张元济日记》1920年10月23日“昨日有郑振铎、耿匡(号济之)两人来访，不知为何许人。适外出未遇。今晨郑君又来，见之。……言前日由蒋百里介绍，愿出文学杂志，集合同人，供給材料。拟援北京大学月刊艺学杂志例、要求本馆发行、条件总可商量。余以梦旦附入小说月报之意告之。谓百里已提过、彼辈不赞成。或两月一册亦可。余允侯归沪商议”。这之后，蒋百里、沈雁冰列入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文学研究会正是聚合了这样一群有着广阔人脉、思想活跃的青年人。在校内外、文学内外的巨大空间里，他们施展着自己的才能和远大抱负，满腔热忱地投入他们共同感兴趣的社会变革和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建设。

　　文学社团的时代面影与生命激情

　　文学研究会的动力源来自时代变革的催化，生命激情的点燃。当我们抚摸这段已经过去久远的历史，贴近这一群体，当我们读到最直接的办刊“宣言”，彼此交往的自述和回忆文字，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将生命拥抱时代，时代激活着青春生命的热流。文学研究会同仁从一开始就那么满腔热忱、严肃认真地将“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当作“一个重要的希望”。过去我们比较看重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中的早期共产党人沈雁冰的作用。实际上，与瞿秋白、李大钊进步思想在他们中间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的波及有着直接联系，郑振铎回忆早年与瞿秋白交往时说，“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北京的大学生全都卷入这个大运动中了。它像一声大霹雳似的，震撼醒了整个北京、整个中国的青年学生，以至工人和中年的知识分子”。王统照就是自觉走进“五四”运动游行队伍的不多的现代作家之一。他们与瞿秋白、李大钊等革命先驱者过往密切，既是朋友又是同道。后来王统照是这样评价的：“秋白与守常(李大钊)先生自然也有来往，他虽然对于旧文学早有素养，对于新文艺有努力推进的热情，开始他更热心于整个社会的改革事业。他早已注意那时暮气昏沉，一切不平等不进步所造成的社会现象。他对于社会主义早已扎下了强烈的信心的根子。”由此，在他主编《曙光》时，态度鲜明地表明了刊物的宗旨：“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头，觉着四周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污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层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还成一种人类的社会吗？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另创一种新社会的”。“用这‘曙光’两个字，也很容易了解。因为现在的社会，都在‘长夜漫漫’、‘迷梦倘恍’的时候，没有‘鸡声啼晓’、‘东方既白’的警告，哪能有醒悟的感觉？我们虽不敢说‘先知先觉’的话，但是这一线‘曙光’的贡献，问诸良心，却也‘责无旁贷’。……若不愿在黑暗中生活的呀，请快起来大家协力向光明的前途走去！”再看与“曙光”同时期，郑振铎等人创刊的“新社会”发刊词开篇这样写道：“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继后改刊《人道》，他们怀有如此远大志向却依然不改初衷，读到《人道》“宣言”的最后，“教一切人类都受了平等的宠惠和进化的幸福。这就是本刊出版后底愿望”。思想鲜明、观点一致与《新社会》完全相同。文学研究会酝酿中真正核心活动群体应该是郑振铎、王统照、瞿世英、许地山、耿济之、瞿秋白(因其该会成立时已作为晨报社记者派往苏联，所以不在发起人之列)等人。他们正是受到“五四”时代精神的影响，鼓荡起这群热血青年的生命激情。组织文学研究会，寻一个传达思想的阵地，是共同的文学兴趣，更是牵引着他们“想借此一点团结的力量，在这死气沉沉的社会里助一份力”。

　　1921年诞生的文学研究会这个群体，是不能够漠视每个人生命的脉动和大时代变革的惊涛骇浪共频率同起伏的生存。他们是时代之子，又是十分自我充满个性。王统照是这样描述耿济之其人的“当时在北平的熟人多在立学会，办杂志，多谈辨，争主张，他(耿济之)对于相熟朋友所组织的学问文化团体一样加入，也写译文在若干新刊物上登出，但一向少表示信仰什么学说，主张什么主义，在他的笔下，自然难以见到情感的直接发挥，理论的绝对评判，每逢公共集会，作何讨论，他极少说出他的意见，只是十分庄重从事，认真，热切，但不虚伪，不狂张，不言过其实，也不随声附和或好奇立异”。而郑振铎是这样评价王统照的为人的“一位恳挚坦率的人；他有时很沉默，但实在是很喜欢谈话的，而他永远是那样的亲切而动人！”“他的情绪一直是婉曲而沉郁的。他比我只大一岁，但他显得比我老成很多，也显得比我早衰”。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像王统照、耿济之这样平时不狂张、寡言沉默、甚至沉郁的性格，为什么当大时代来临时，并不甘寂寞、并不懈怠，会有如此激越、如此激情四射、义无反顾，不乏惊人之举，能够自觉走在时代的前列。这很是值得我们当下青年，乃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反省。

　　社团的开放现实主义精神与文学品格

　　文学研究会历来被关注的是文学主张的阐释和实践，纯文学社团和在新文学中的定位多由此确定。如贾植芳等人编选的《文学研究会资料》中，关于“文学主张”栏目共收集20篇文学研究会成员撰写的论文，但是其中《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文学与人生》等文章沈雁冰署名的占了一半。由此，文学史强调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是“文学为人生”，茅盾是文学研究会文学主张的倡导者，新文学理论的建设者。

　　“文学为人生”的由来，源于周作人1920 年1月在北平少年学会演讲《新文学的要求》中对“艺术派”和“人生派”的较全面的分析，基于他理解的人生的文学是人性，是人类，是人道主义文学。后来由他执笔起草的“宣言”自然也有这些意思。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对为人生文学理解的分歧，而是后人少在谈为人生文学主张彼此阐释的差异，多在带倾向性地肯定茅盾的理解，以一盖全。这样遮蔽了文学研究会生成中许多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现象。比如他们如何由文学兴趣而起步结社，到新文学诸多话题的讨论，再到新文学建设之全过程。

　　回到历史的现场。最初，郑振铎、王统照、瞿世英、许地山、耿济之、瞿秋白他们聚会于北平东城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小图书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苏俄文学。郑振铎回忆：“我开始接触着托尔斯泰、柴霍甫、高尔基几位小说和剧本。而秋白和济之在俄文专修馆里也正在读着托尔斯泰和柴霍甫。他们从俄文开始译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我却从英文译本重译柴霍甫的剧本。我们那时候对于俄国文学是那么热烈的向往着，崇拜着，而且是具有着那么热烈的介绍翻译的热忱啊！”王统照回忆瞿秋白与耿济之时也有相同的话，“他们二位在新文学的萌发时代，为介绍俄国作品——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珂夫、果戈理——却给中国以后的新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样，这个时候王统照对苏俄国度的关注也是十分投入的，甚至超出了文学之外。1920年在《曙光》月刊一卷六号上，他就翻译了列宁的论文《旧治更新》(今译为《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收入《列宁全集》第四卷)。还先后发表多篇译文对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农业社会化、劳农大学、新型阶级的艺术等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新思想新事物予以介绍。1922年11月，他又在《晨光》一卷三号上的“书报评论”栏内，率先撰文评述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介绍这部现代中国最早记述十月革命后苏俄生活的报告集。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会最初最热心最有实绩的工作，应该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尤其侧重于俄国文学的介绍。这与耿济之、瞿秋白、王统照等努力不无关系。而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品格的形成，也与吸收俄国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相联系。1920年9月耿济之翻译屠格涅夫作品《前夜》写的“序”中，指出：“屠格涅夫的文学作品最适合于吾人说明人生文学之用，因为他的作品并不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太偏于思想和主义的一方面，却是纯粹艺术的描写，又不像极端客观的写实派似的只作赤裸裸的描写，而不顾到作者的思想方面，却在纯艺术中表现时代的潮流和人生的趋向”。这里借助于俄国作家的比较，实际阐述了他对文学如何影响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即“文学是不应当绝对客观的，而应当参与主观的理想”。这个表述与周作人讲人生文学的泛化人类，抽象人性有了更具体“人的文学”的分析，与郑振铎发挥欧洲文学原理，强调文学的使命是“扩大或深邃人们的同情与慰藉，并提高人们的精神”相比，作家个案更加感性，人生的理解更加鲜活。甚至也不同于沈雁冰接受了西洋文学思想后，仅仅定位文学与人生是“社会的”，是人种、环境、时代、人格的反映。热心于吸收外国文学起家的文学研究会同仁，信奉为人生的文学，既体现在他们广泛的多国度文学文化的译介传播工作上，又表现在每个接受者多元视角的文学理解和实践中。文学研究会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品格，或者说其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充实知识又不断阐释知识，积累知识又理解知识的动态建构过程。“文学与人生”构成了一个开放的现实主义精神传统，伴随着文学研究会前行。我们今天还不曾忘记这个文学社团，应该正是这丰富的文学人生的传统之召唤。

　　社团的新文学建设与文化传播

　　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后，商务印书馆革新后的《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期成为其集体亮相的标志。作为商务印书馆任命《小说月报》革新号的主编沈雁冰是这样记述的，“文学研究会的宣言、简章、发起人名单是在当年12月中旬方由郑振铎寄来，刚刚赶上十二卷第一期最后一批发稿，就以‘附录’的形式全部刊出。郑振铎当时又寄来冰心、叶圣陶、瞿世英、王统照的创作，再加我刚收到的投稿两篇，凑成了创作栏的七篇。郑寄来的还有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耿济之等人的翻译。我写了《改革宣言》——，再加上《海外文坛消息》六则，这第一期算是拼凑出来了”。“故第一期的三篇论文而言，步调并不相同。也就是说，改组后的《小说月报》一开始就自己说明它并非同仁杂志。它只是出版商的刊物。我任主编也是在演‘独脚戏’，稿件去取，只我一人负责。事实上，所谓‘小说月报社’只是我和一个校对(兼管稿件登记)而已——”。当事人茅盾的这个陈述里，一再强调文学研究会首次亮相的这期《小说月报》，并非是同仁杂志，发稿完全是“凑齐”的，“只是出版商的刊物”。言下之意，文学研究会在该期发表创作和言谈文学是一回事，出版商的杂志刊物最关心有否好的销售又是一回事。既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又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的茅盾具有双重身份。这一现象某种程度凸现了纯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有着并不单一的文化性质。如果说上述时代面影和生命激情、现实人生开放的文学精神是文学社团内在因素，那么它身上还联系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学之外的多重社会关系。比如文学的生产，文学的文化传播，及文学社团赖以生存的报刊阵地，与出版商之间市场的经营、经济利益等诸多文化元素密不可分。这些就展现了文学社团生态现象的全面景观。

　　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的关系究竟谁依赖谁呢？有人说是“同声共气”，也有人讲杂志因文学研究会的参与而获得“革新”。仅仅站在不同角度说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实际事情的开始并不那么简单，他们之间也并非完全意见一致。《小说月报》在第11卷第10号上发表“本社启事”：“以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茅盾后来谈到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这半年来，《小说月报》的销数步步下降，到第10号时，只印两千册，这些资本家看来是不够‘血本’的。”由经济杠杆作用的驱使，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必须要革新。与此同时，文学研究会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着。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年文学研究会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张菊生、高梦旦同在蒋百里家中无意相约却得以谋面。彼此最初也没有达成刊物的改革和成立文学社团的默契。相反，从开始商务印书馆的两位负责人对第一次见面的郑振铎并不看好，最后选择了馆内的编辑茅盾来改革刊物。文学研究会获得“代用”《小说月报》，虽然有双方当事人的偶然见面，但是真正的联手合作的必然，还是运作过程的各自互利的取舍。恰恰是文学研究会提供的稿源，经沈雁冰“拼凑”，使得《小说月报》内部改革成功，杂志很快也扩大了销路。同样，文学研究会也凭借《小说月报》的阵地和影响力，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充分展示自己，表达文学观点。郑振铎1925年4月25日致周作人信中提到，该刊当时印数为1.4万，并说：“如欲鼓吹什么，倒是很好的地盘”。随后双方的合作共赢更为明显。商务印书馆正是看到文学研究会作家们普遍很好的外语翻译技能又对外国文学的较大兴趣，大都有学习俄国文学、英国文学的良好知识背景，紧紧抓住这中间可能蕴藏的市场潜力。据不完全统计，1921—1939年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107种，其中“世界文学名著”等各类翻译著作占据了“丛书”的近70种之多。这从中获得的巨大经济回报是可想而知的。反之，因这些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及其他外国文学读物的译介，既展示了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后的工作实绩，又反映其文学的倾向和精神诉求。后来文学史料家杨之华谈到该会“丛书”时说：“其作家之多，影响之大，亦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所仅见者。单就其翻译之范围言，计有日、德、法、美、英、西班牙、挪威、瑞典、匈牙利、苏联、澳大利亚、波兰、比利时、印度、新犹太、爱尔兰、意大利、荷兰、玻利维亚等二十余国的作品”。上述文学研究会成员积极阐释文学“为人生”的开放现实主义，很大程度正是基于各自从这样广阔的世界文学中扩大了视域和吸收了人的文学的新认知。

　　在新文学初建期，文学研究会的巨大贡献除了“丛书”出版和翻译介绍外，新文学创作实践、文学批评、理论倡导等多方面的建设，又与他们十分重视社会文化传播的作用有关，积极举措是创办刊物和在报纸上辟专栏副刊等等工作。文学研究会先后办有《文学周报》(包括前身《文学旬刊》《文学》，附刊《时事新报》)，以及中国新诗社的《诗》月刊。前者王统照、孙伏园、郑振铎等人在京、沪两地轮流主编，后者由叶圣陶、刘延陵编辑。在办刊的过程中，充分借助报刊阵地表达了文学思想，努力从事新文学的创作实践，更主要以积极倡导自由的文学批评活跃了文坛。1923年，王统照在《文学旬刊》第一号上发表“本刊缘起和主张”声明：“办这个旬刊，却是愿同努力于文学的朋友提携，愿为中国新文学尽些微贡献的力量，这便是本刊的缘起至于主张，我们几个人对于文学上的各种派别，对于所争执问题，我们绝没有偏见于任何一方的倾向。”而1922年《诗》月刊创刊尽管没有发刊词，但是对新诗草创做了脚踏实地的工作，王统照、郑振铎、冰心、刘延陵等新诗创作最多，世界诗歌理论的译介也是他们十分热心的。

　　作为一个“经典文本”的文学研究会不断地被解读，也成为一个现代文学史的代名词不断地被重写。文学研究会本身的多元性更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它对当代文化文学的意义，与历史蕴含丰富而复杂的生态元素密切相连。文学研究会有不变的历史事实，但是，史实不可能包罗一切文学现象。文学史研究必须发现、捕捉一切现象背后的“普遍意义”，获得思想的穿透力。在努力贴近“五四”新文化历史、抚摸“五四”新文学史、理解这个作家群体每个人的言与行中，我们感触文学研究会的历史宝藏远没有开掘穷尽。这一次匆匆寻踪其生态元素和其生成理路，仅为引起同道者的兴趣，推进文学研究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杨洪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