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理论建设的中流砥柱

“五四”新文学理论建设的中流砥柱

——沈雁冰在文学研究会的奠基、开拓作用 

　　“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大工程。迄今许多史著未能做出足够完整、准确的概括。原因或许是史料占有不足，文学史观、价值取向的局限；或许受胡适误导，高估了胡适。

　　1935年赵家壁推出《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主编都是具现场感的“五四”前驱。全书10卷，头两卷是“建设理论集”与“文学论争集”，表现出对理论建设足够的重视。“建设理论集”由胡适编选，而他既不溯源，也不逐流，选文仅限在1917至1920年——这不能不说是该大系的一大遗憾。

　　新文学理论建设实际是理论准备、理论倡导和理论建设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前驱者有倡导以白话取代文言的黄遵宪、裘迁梁等；更有倡导小说界、诗界、文界革命，把通俗文学推到正宗地位的梁启超和早于“五四”12年推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张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和“尊个性而张精神”“其首在立人”的鲁迅等，是他们给新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定下了基调。“建设理论集”共分三辑。首辑“历史的引子”本该概括理论准备期的上述成果，胡适却无视前人，仅选了自己的文章《逼上梁山》。

　　理论倡导阶段的前驱者有三种人：以李大钊与陈独秀为代表的政治家型，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家型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型。胡适的主张一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一是新文学即“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此二者均停滞在改良色彩浓厚的工具层面，既不具备李大钊提倡的具备“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气、博爱的精神”，“真善、真美的素质”的“社会写实的文学”理论主张的完整性、系统性，也不具备陈独秀高举的“三大主义”大旗的文学革命冲击力，与鲁迅的“立人”思想及“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固然不可同日而语，即使是政治立场与胡适相近的周作人，其“人的文学”主张也超越了胡适。而在“建设理论集”中，李大钊、鲁迅、沈雁冰等的文章一篇没选；陈独秀的仅选了两篇；胡适的却高达21篇之多。其结果必然是以偏概全，遮蔽了历史，抹煞了更能代表“五四”精神的理论开拓者的历史贡献；也冲淡了反对封建文学、促进文学现代化的“五四”文学革命精神。胡适此举，显然和进入理论建设阶段后与李大钊等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导致分裂，他退出新文学革命阵营，钻进故纸堆有关。

　　《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他编者显然看出了胡适的偏颇而给予了力所能及的补救。蔡元培在《总序》中概括了“五四”新文学及其理论建设的主旨。他指出：“五四”运动之所以“一定要牵涉到文学”，是因为“文学是传播思想的工具”；新文学革命又“必以白话取代文言”，以期“通俗易懂”，何况白话文学本身“就具文学价值”，故“必以白话文为文学革命的条件”。这就摆正了新文学革命和文学语言革命之主导与局部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郑振铎的“文学论争集”则从全局出发，选进了陈独秀、郭沫若、成仿吾和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的本应收入“建设理论集”的多篇代表作。然而毕竟受选题分工限制，新文学理论的主要建构者沈雁冰纵贯10年的许多文论未能收入。

　　理论建设阶段的主角是鲁迅和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派别——文学研究会及主要发起人沈雁冰、郑振铎等(主张“为艺术的艺术”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对新文学理论建设所作重要贡献，此文从略)。他们始终高举“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大纛，在新文学理论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奠基开拓作用，其中建树最大者是沈雁冰。

　　新文学的本质与定位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率先提出主张者是鲁迅和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最具理论完整性、系统性和鲜明倾向的是沈雁冰。同为文学研究会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周作人，其“人的文学”与“人道主义文学”之主张，以反对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张扬“人的发现”与“个性解放”的“五四”精神为主旨。其局限是排除了鲁迅以“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为核心的文学人民性、抗争性；步入了“兽性和神性便是人性”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论的误区。

　　1920年1月，沈雁冰呼应着鲁迅的“立人”主张，把握“五四”时代精神主轴，倡导“为人生”，“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新文学。他曾用“为民众”、“为全人类”等范畴界定人生，但又强调新文学“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特质，和“宣传新思想”、“新思潮”而“振聋发聩”、“辟邪去伪”的功能。他以萧伯纳、罗曼·罗兰“拿文豪的资格提倡社会主义”的行为激励新文学家起“时代先锋”作用。他认为“文学是思想一面的东西”，“然而文学的构成，却全靠艺术”。这就把新文学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本质与定位讲透了。

　　1920年末，沈雁冰开始接受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参与中共建党理论准备之同时，其借鉴由西欧转向苏俄。伴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由“五四”到“二七”再到“五卅”的崛起，沈雁冰的文学观与时俱进。1921年先是提出了文学“为被损害民族”的口号，编发了《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供新文学参照。他在“引言”中高度评价其思想导向：“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公道的呼声是真的正义真的公道。在榨床里榨过留下来的人性方是真正可宝贵的人性，不带强者色彩的人性。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砂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1923年他响应并支持恽代英等在《中国青年》上倡导“革命文学”的召唤，认为新文学必须“激发国民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他所做的这一切，显然比“五四”时“为人生”的提法更进了一大步。

　　1925年，沈雁冰彻底抛弃了文学“为平民”、“为全人类”等的政治模糊性，代之以“头角峥嵘，须眉毕露”的“无产阶级艺术”论，全面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条件、内涵及其与其他文学的区别。同时又强调作家不论出身何阶级，只要经历过无产阶级的生活体验，具备其思想情感，不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学。此外，他还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学对一切文学遗产都有批判继承、借鉴创新的关系。至此，沈雁冰大体完成了“五四”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之胎变的理论表述，用科学的哲学观、文学观回答了其本质、定性与功能问题。

　　走向与途径问题

　　沈雁冰推介了中国、外国两个文学发展史参照系，他尤其致力借鉴外国文学。10卷本的《茅盾译文集》是介绍外国作家作品范例的总汇。在洋洋42卷的《茅盾全集》及其补遗中，外国文论占了6卷，这是他索源逐流梳理西方尤其是苏俄文学史并作理论与规律之把握的总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身兼理论批评与外国文学史家者为数寥寥；推出约700余篇外国文论和从《神话研究》到《西洋文学通论》等6部外国文学史著者，迄今为止仅有沈雁冰一人。

　　沈雁冰认为，借鉴要“有透彻的理解”，“取精用宏”，“化为自己的血肉”。他厚积薄发，以自觉意识与前瞻视野，掌握着世界文学由神话起源，沿着“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派)——革命现实主义”走向，错综交叉发展的规律，指出其动因主要是“时代精神”的变换。“每个反动，把前时代的缺点救济过来，同时向前推进一步”。但我们又不能“唯新是摹”，而应从善如流，宏观前瞻。他判定新文学起点“尚徘徊于‘古典’‘浪漫’的中间”；他锁定“写实派自然派”为发展目标，于是提倡自然主义。当时文坛大抵认为“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沈雁冰看重的是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的精华——“实地观察”与“客观描写”，以此原则斧正旧文学的“面壁虚造”，这就摆正了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其局限在于强调了反映论，忽视了创作主体作用。当时他年青气盛急躁，一度又倡导过现代派的分支“新浪漫主义”，但他摒弃了现代派诸如頹废消极、“世纪末情绪”等负面因素，汲取其理想主义的精华，认定发生了“从巴黎到莫斯科”支持苏俄革命之转变的罗曼·罗兰和巴比塞为其代表。可见他倡导的新浪漫主义实质是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思想过渡期的中介形态，也是由批判现实主义向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过渡的中介状态。许多大师如高尔基、鲁迅包括茅盾在内都有此规律性表现。它不会也不可能长期稳定。所以一度试验之后沈雁冰又转向现实主义。他确立了无产阶级文学观之后就坚定地倡导以高尔基的创作为代表，认为高尔基参与制定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做出理论表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以革命理想为支撑点，实际包含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元素。因此，一直通向当今文坛仍然认可并实践着的革命现实主义，正是沿着沈雁冰引导的这个方向途径前进，完成了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左翼文学的历史过渡。

　　新文学应遵循的原则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沈雁冰以现实主义为主轴，特别强调了三点：

　　一是坚持真、善、美，挞伐假、恶、丑。他认为“真”是求得真实生活、真切思想和真挚情感的统一。这是对面壁虚构、无病呻吟的旧文学之“假”的否定。他说“善”“是思想一面的东西”，从而把“时代精神”这个范畴引入新文学、作为“善”的核心内容，借以体现张扬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倾向；借以抗击旧文学的“恶”。他说“美”是人的“情意”，应该把自然美、社会美、道德美和创作主体美好的“情意”有机结合地倾注于新文学，并做出完美的艺术表现。这是对旧文学之“丑”的否定。他说三者之间以“真”为核心。“美”、“好”都必须是“真实”的。“人的文学”必须是“真的文学”。“真实的价值不因时代而改变”。他还认为不应把“新”与“旧”绝对化。“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旧文学也含有‘美’、‘好’的，不可一概抹煞”。这样一来，就把新文学的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及其审美认知、审美表现、审美取向统一起来了。

　　二是要以“作家的人格”保障创作品格。他认为人格的核心是其人生观、哲学观和审美情操。“革命的人一定做革命的文学”，决定了新文学的审美倾向。它必须以“实地观察”与“客观描写”为基础。“太偏于主观，容易流入虚幻”；“太偏于客观”会导致“死板”“僵硬”。所以“客观与主观”“常相辅为用，犹如车之两轮”。但必须在信守真、善、美的前提下，“主观”也就是“作家的人格”要居支配地位。

　　三是新文学创作的典型化原则。沈雁冰在专著《小说研究ABC》中以小说为点，对西方文学发展做了“历史的考察”，对文学典型化做了“理论的探讨”。围绕人物典型化、环境典型化及其在情节结构、风格情调等方面的体现问题做出的系统总结与论述，支撑着他所坚持的新文学应以塑造典型人物为中心，和一般与个别有机统一的两个原则。他强调：“为人生”的新文学理当以写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为中心，理当以人的“特殊性”来表现或再现人和人生的“普遍性”，这才能“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而人生的全体因之以见”，从而收到“闻甲而联想到乙”的思想启迪与审美感染效果。

　　新文学的审美品格问题

　　“五四”之当时，沈雁冰就给新文学确立了高起点的审美理想：要“恰情”，更要“有用于人生”，要成为“民族的‘秦镜’，人生的‘禹鼎’”，为此，他不断提出、不断修正自己的论说。最早提出的一是“镜子”说：“文学是人生的反映”，宛如“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一是“神韵”说：“文学的功用在感人，感人的力量在神韵。”“形貌”和“神韵”相辅相成，臻于形似与神似的统一。

　　1925年后他大大超越自己，提出了“意象”说和“意绪”说：“文学构成的基础是来自现实生活的意象和审美观念。”“意象可说是外物(有质的或抽象的)投射到我们的意识镜上所起的影子。”“经过了我们的审美观念的整理与和谐”(即“自己批评”)，“摒斥了那些不受整理无法和谐的”，“将编制好的和谐的意象用文字表现出来，就成了文学”。“用词与表现方式以新鲜活泼为贵；活泼才有‘意绪’可寻，才能引起读者强烈或微妙的兴趣。文学的美虽不全靠这个”，但它至少是“一个主要成分”。此外他还提出了“斧子”说、“指南针”说和“醇酒”说，再次纠正早期的偏颇。他说：文学“不是片面的煽动而是深刻的表现”，“不但须尽了斧子的砍削的功能，砍削人生使合于正轨”，“还要指守人生向更光明美丽更和谐的前途”，因此“文学决不可仅仅是一面镜子，应该是一个指南针”。同时它必须以“感动”人为指归：它“并不在文字表面上的‘剑拔弩张’”，不要像“上口极猛”的烈酒。而要像“上口温醇”的醇酒。“喝时不觉得它有‘力’，过后发作起来，真正醉得死人”。其产生的条件“即是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真挚深湛的感情”，要臻此“‘火候成熟’的程度，就必须走过长长的艰辛的创作经验的道路”。至此，沈雁冰关于新文学的审美感受、审美认知、审美表现与审美作用的理论，已经配套而成为体系了。

　　应该指出，沈雁冰的大量文学批评文章，不仅带着大量的鲜活经验，而且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其理论指导意义决不仅限于“五四”后的10年，而是一直贯穿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即便只就“五四”后10年看，虽然因篇幅格局有限，但其理论个性与特点已经十分显明。要而言之，一是经历了由人性论到阶级论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胎变。二是以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主轴。三是宏观视野、大局意识、责任担当和导向追求。四是借鉴中外，承转古今，批判辨识，重在创新。五是执著探索，敢于坚持原则，勇于纠正偏颇。六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以翻译介绍和文学批评为基础，把握思潮，掌握规律，把创作实践的新鲜经验上升为理论。既充实自己，也奉献文坛。这一切，为理论批评家沈雁冰成长为作家茅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由单轨独行突进到双轨并行，成为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文学研究会及其主要发起人之一沈雁冰在文学革命头10年留下的这笔理论遗产，是非功过，后人评价各不相同。见仁见智，自不必说。但决不能遮蔽历史，而应该从历史真实面貌出发，实事求是，梳理辨析，去粗取精，以镜为鉴；滋补自己，也遗泽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