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文物中的文学研究会——从“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说起

　　92年前，当文学研究会呱呱落地时，曾经摄影一帧留念。由其原版洗印出的照片，现有一张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它原属郑振铎所有，郑亲手为它命名并题签：“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  一九二一、一、四、于：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 ***(此处为一孔洞，字与纸一同被挖去——笔者注)惠存  弟郑振铎赠”，并在照片的上、下空白处对应着照片中人的位置写下了他们的姓名，自左至右依次是：(前排)郭梦良、杨伟业、黄英、王统照、瞿世英、易家锥、(中排)江小鹅、白墉、许光迪、范用余、朱希祖、蒋百里、(后排)王星汉、郑振铎、宋介、许地山、李晋、苏宗武、耿济之、孙伏园。一群志存高远的青年人，为了一个共同的文学之梦济济一堂，共同筹划着意在旋转文坛乾坤的宏图伟业。一张照片，留住了一场风云际会。

　　然而照片摄入的并非文学研究会之初的全班人马，最起码缺少了瞿秋白、周作人、沈雁冰、叶圣陶等四员“大将”。但即便如此，所摄也已经是“诸‘家’荟萃”：朱希祖——史学家，蒋百里——军事家，孙伏园——编辑家，耿济之——翻译家，瞿世英——教育家，黄英(庐隐)——作家，许地山——杂家(他不仅写小说写散文，还研究宗教史，关注印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掌握梵文、希腊文和中国古代的金文、甲骨文等等。他编的梵文辞典虽因各种不可抗力而夭折，但他为此制作的一大摞梵文词条卡片已于1990年代后期成为文学馆的永久收藏)，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位——集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郑振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正是他精心运筹多方活动的结果。

　　郑振铎(1898-1958)，浙江温州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正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遂以学生代表身份投身革命洪流。待运动落潮，又回到学校。依旧是学生，依旧高高瘦瘦的，依旧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形容依旧，思想却无法“依旧”了。他在憧憬，在探寻，在思考着怎样把新文学家们组织起来共谋发展。这是一项事业，一个人是干不成的。郑振铎深明此理，所以谋求同道成为他千里之行的第一步。1920年中的多少个傍晚，他都是约了同样不喜欢在斗室中闷坐的朋友共同度过。他们边走边谈，徘徊于北京沙滩一带。“一谈就扯得很远，言必称希腊的时候比较多，言必称三代的毛病，在当时似乎要犯得少一些。有时又拉得太近，尤其在一俯一仰，月光如水，人影在地，当前景色成为谈话资料的时候，有时恬适，有时感慨，甚至有时也吐些狂言……当然，所谈的，也有一部分计划怎样组织文学研究会的事。”(见郭绍虞《“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点滴回忆》)参加交谈的，不外瞿秋白、耿济之、瞿菊农、王统照、许地山等，后来又加入了郭绍虞。交流对撞出了火花，见解达成了共识：创办一份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引自《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

　　当此之时，白话文已经基本取代了文言文而渐成风习，出版界大佬商务印书馆所出书籍却仍以文言为多，终于导致销路日穷效益疲软。特别是其麾下的《小说月报》，自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五日(1910年8月29日)创刊后即风靡上海滩，不想却也为语言的老化而致使订户遽减。凡此种种，让“老总”张元济认识到文字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随即携其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专程由沪至京，登门拜望胡适以寻求扶危良策。胡适肯定了他们的改革动议，并支持这改革从《小说月报》开始，具体措施是主编换人，用提倡白话文的学者名流为《小说月报》主政。

　　商务印书馆掌门人抵京求援的消息，有朋友告知了郑振铎；郑振铎随即通过军界朋友蒋百里的关系，得以偕耿济之一起拜访了张元济和高梦旦，当面向他们毛遂自荐，表达了想投在商务印书馆门下，主持编辑一份新文学杂志的愿望。商务的两位决策人态度很审慎，“以文学杂志与《小说月报》性质有些相似”为理由拒绝了他们，“只答应可以把《小说月报》改组”(见《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

　　遭遇拒绝，郑振铎反而情绪高涨，因为张元济要改组《小说月报》的打算，让他感到自己久蓄于心的想法，正在因此而变茫远为切近，变朦胧为真实：“先办一个文学会，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这是一个新的构想，新的构想又驱动了新一轮的奔波。所幸张元济更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说了就干的人，他回沪不久，王统照即接到沈雁冰的信函，说商务印书馆已着手实施改革方案，《小说月报》指定由他接编，“只是内容虽可彻底的改革，名称却不能改为‘文学杂志’”(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但这已经足够了。对于郑振铎来说，沈雁冰的来信恰似化雨之东风，使他心中的蓝图就要变成现实，一个新文学组织即将应运而生。接下来的工作，立刻紧锣密鼓了：

　　1920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里，郑振铎召集朋友们开会，“议决积极的筹备文学会的发起，并推郑振铎君起草会章。至于《小说月报》，则以个人名义，答应为他们任撰著之事，并以他(它)为文学杂志的代用者，暂时不再出版文学杂志”(《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会后，郑振铎立刻致函沈雁冰，报告了会议决议，并邀请沈雁冰参加即将成立的文学研究会。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成立会议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会议通过了会章，选举了职员，宣告以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12人中除许地山与王统照一为台湾省一为山东省人外，余者的籍贯不是浙江就是江苏。其他姑且不谈，只就此事而论，江浙的一代“才子”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大，也可谓首屈一指了。遗憾的是最早参与文学研究会“蓝图”设计的瞿秋白，此时因远赴“饿乡”而与“发起人”失之交臂。为弥补这无可弥补的损失，郑振铎亲手将“瞿秋白”三个字写进了正式会员名单，并按登记顺序排号列为第“40”。瞿秋白归国后完成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郑振铎也为之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予以出版——此是后话。

　　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出版。期号虽仍旧序，主将却已换人——沈雁冰正式履职主编，亲手作《〈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公告未来：“小说月报行世已来，已十一年矣，今当第十二年之始，谋更新而扩充之，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旧有门类，略有改变……”

　　这是一本大的文学刊物与一个大的文学人组织联袂登台的开始。《文学研究会宣言》，就刊发在这一期《小说月报》上。《宣言》申明研究会成立是缘于“三种意思”：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宣言》坦然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遗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在沈雁冰看来，《宣言》中只有这“宣告”“略略表明了文学研究会对于文学的态度”，虽然“这态度在今日看来，自然觉得平淡了，但在那时候这正是新文学运动的纲要之一，并且和那时候一般的文化批判的态度相应和”，所以它“是文学研究会所以能成立的主要原因，并且也是成立以后就‘锋芒毕露’地成立了几个地方分会而地方分会又出版定期期刊的主要原因”(见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此后，《小说月报》俨然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其主要撰稿人多为文学研究会会员。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及戏剧、儿童文学、译丛、创作批评、文学家研究、现代文坛杂话、读书杂记、随笔等栏目下，刊发了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卢隐的《海滨故人》，王统照的《沉船》，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施蛰存的《绢子》《将军的头》，穆时英的《南北极》，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虹》，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巴金的《灭亡》等小说以及朱自清、闻一多、王统照、梁宗岱、徐雉、朱湘、汪静之、徐志摩、李金发等人的新诗创作。鲁迅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北洋政府“文官法”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会团体，据说这是他没有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原因，却并不妨碍他的《端午节》《社戏》《在酒楼上》等作品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总之，由沈雁冰主政的《小说月报》犹如一方阵地，文学研究会借此集合起一支年轻健壮的文学新人队伍；《小说月报》为文学研究会提供驰骋空间，文学研究会为《小说月报》注入新的生命。二者相依相携，共同为创造新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小说月报》毕竟不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对于文学研究会这个松散的学术团体来说，拥有一块能够理直气壮地树起自身旗帜的地盘，实在大有必要。于是又经郑振铎的一番奔波之后，真正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文学旬刊》在上海诞生。该刊设论文、创作、译丛、传记、文学界消息、文艺丛谭等栏目，发表的作品主要有：茅盾的重要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徐玉诺、汪静之、焦菊隐、黄远初、徐雉、李金发、刘延陵、倪贻德等人的新诗，王统照、庐隐、叶圣陶、严敦易、彭家煌等人的小说，朱自清、瞿秋白、王以仁等人的散文小品，熊佛西、顾德隆等人的剧本，歌德、海涅、王尔德、左拉、莫泊桑、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安徒生、泰戈尔等外国作家的作品译文，等等。

　　《文学旬刊》初创于1921年5月10日，终结于1929年12月22日，共出380期，历时8年又7个月。其间几次更名兼“易主”，具体情况是：问世时以文艺副刊形式附于上海《时事新报》印行，出满80期后，从第81期起更名《文学》，改为周刊；第172期起又更名为《文学周报》，脱离《时事新报》，由文学周报社独立发行，第251期起改由开明书店发行，第351期起又改由远东图书公司印行。主编名义上由郑振铎、沈雁冰、谢六逸、叶圣陶、赵景深等相继出任，而真正“始终负责者为徐调孚”(茅盾语)。但不论由谁主编，也不论由谁发行，该刊始终不改其志，坚持以丰厚的编辑刊发成果践行它初创时的《宣言》：“在此寂寞的文学墟坟中，我们愿意加入当代作者译者之林，为中国文学的再生而奋斗，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中。”

　　像任何改革都不会风平浪静一样，《小说月报》的改革理所当然也遭遇到抵抗与攻击。沈雁冰因为首当其冲受敌，不得不于主政两年后卸去主编职务。所幸接其任者是郑振铎——《小说月报》仍然掌握在文学研究会手中。从1923年1月第14卷第1期始，至1931年向商务印书馆辞职止，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将近8年(1927年5月至1928年10月他曾远走欧洲避难，期间主编工作由叶圣陶、徐调孚二人代理，但主编名义仍属他所有)，付出与贡献该是非同一般。其中与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壮大有直接、重大关系者，当是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一事。

　　中国现代文学馆2000年以前入藏的图书中，“文学研究会丛书”初版本只有40余种，不到丛书出版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已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传记、文艺理论、作家研究、寓言与童话等多种类别。编辑者的大视野、大胸襟、大目标、大追求由此可见一斑。该丛书以1922年5月至1929年4月为出版繁荣期，起迄时间与《文学旬刊》之始终略有先后。入选作家作品既有“五四”文学革命初期的沙场老将刘大白及其诗集《旧梦》，也有被“五四”惊雷震上文坛的后起之秀冰心及其《繁星》《春水》，有徐玉诺的《将来的花园》，有李金发的《为幸福而歌》，有王统照的《春雨之夜》，有顾一樵的《芝兰与茉莉》，还有梁宗岱的诗集《晚祷》、张闻天的长篇小说《旅途》、罗黑芷的《醉里》、叶绍钧的《火灾》、耿济之译莫泊桑《遗产》，侯曜著《复活的玫瑰》《二马》《赵子曰》《老张的哲学》属老舍所有，《追求》《动摇》《幻灭》是茅盾的“三部曲”，鲁迅贡献的是译著《工人绥惠略夫》与《一个青年的梦》，郑振铎翻译了《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

　　其中要特别一提的是庞祖龙的《寒星集》，一册小说、诗歌、散文的合订本，1934年3月出版，印1000册，是“江南文学研究会发行”而非“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因为稀罕而弥足珍贵。“文学研究会地方分会”存在着并且有活动——它似乎在述说着这样一个事实，同时也证明着“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影响之深之广之被接受被喜爱，否则就没有仿效的必要了。更有意思的是，该书封面上还有两行充满敬意的钢笔字：“先进作家谢婉莹先生指正  请赐批评并予介绍  庞祖龙敬赠”。按说它应该经由冰心之手捐赠文学馆，却不知为何竟跑进了“唐弢文库”中。

　　综上所述，关于文学研究会诸事，茅盾、叶圣陶两位“老会员”致友人函中的述说具有结论性价值。叶老说：“文学研究会之中心实为郑先生。当时邀集发起人，在北京成立，皆郑先生主之。”“可能除北京成立会之外，未复举行其他会议。若是，则此会之组织松散，可以想见。其所以表见有此会者，惟在出一套丛书，以及编辑《文学旬刊》(后改为《文报(学)周报》)而已。”茅公则说：“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之后，实际并无组织活动，不记得曾开过会员大会之类的东西。先是《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后来在沪会员自费出版《文学旬刊》，最后连《文学旬刊》也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在沪会员止(只)负编辑之责。此外，则有丛书，由商务出版。这些事，都是郑振铎负责，我不过略为赞助而已。”

　　茅、叶两位先贤几十年如一日谦虛谨慎功高不居，其大师风范让后人高山仰止。两人所言相互补充支持，合力证明了郑振铎实为文学研究会中的最核心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此公历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1955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遇难殉职。虽说离世过早易与后人相隔膜，但一个真正有功于祖国有功于民族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却的。(许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