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信谈文学研究会

　　1972年10月，杨冠珊致信叶圣陶，询问文学研究会诸事。叶老以78岁高龄，用毛笔正楷写了5页长函回复，对所询问题一一作答。

　　冠珊先生惠鉴：

　　承赐长函，于昨日转到，读罢甚感。今提笔奉复，须先致歉，缘将使足下失望故。

　　我年七十八，记忆力早衰退，近年尤甚。来示谓我于《文学评论》《文学知识》皆曾撰文叙文学研究会之事。此已全不记忆。今读尊书，乃仿佛忆之，然所叙者为何，莫从追想其分毫。惟有一事则记之极真：《文学旬刊》系附刊于《时事新报》，非《民国日报》之副刊也。

　　文学研究会之中心实为郑先生。当时邀集发起人，在北京成立，皆郑先生主之。曾有宣言一篇，记是周作人所撰，刊于《小说月报》，今无从觅五十余年前之旧杂志矣。

　　我虽为此会之发起人，未尝参加其会议。可能除北京成立会之外，未复举行其他会议。若是，则此会之组织松散，可以想见。其所以表见有此会者，惟在出一套丛书，以及编辑《文学旬刊》(后改为《文报(学)周报》)而已。至于《小说月报》，则为商务印书馆所出，编者先为沈先生，后为郑先生，而并非文学研究会之专属刊物也。

　　承提起《倪焕之》，良为惭愧。如此幼稚浅薄之作，何足挂齿。手头乃无此作之自存本，请言其所以。抗战期间，我迁川八年，曾于乐山遭日寇轰炸，所携全部烧毁，其中有开明版之《倪焕之》。解放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曾重印此书，初以为取致甚便，未尝留存数册。乃文化大革命起来之后，此类书即绝迹，无从求索矣。深负足下之殷望，惶恐惶恐。

　　今就来示所问诸点奉答于下：

　　一、成立于北京，其时为一九二一年初。沈先生时在上海，我时在苏州，皆未参加成立会。二、记得《文学旬刊》曾标明文学研究会编。后改《文学周报》，由开明书店印行。至于起迄时日及出版期数，皆未能作答。三、前已奉告确有一篇宣言。内容如何，全已遗忘。四、诸人或为原来相识之朋友，或为投稿者，因投稿而相识。孰为会员，孰非会员，我不能指称。缘当时并无入会登记表，亦无会员录也。五、本系极为松散之会，似无所谓分化。各走各的路，自会之成立以至后来，固常然也。

　　不能厌足下之望，于此再致深歉。即请大安！

　　叶圣陶

　　十月廿一日上午

　　信文明白如话，任何解释都似多余；只有一点，却有非补充说明之必要：改革后的《小说月报》，编者“先为沈先生”，“后为郑先生”，而“先”“后”之间，还有一个“叶先生”在，只是名义上主编仍是郑振铎。这是事实，无法忽略。叶老自己“遗忘”了，历史却永远铭记：1927年5月，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郑振铎为防政治迫害出境避难，逗留欧洲岁余。这段时间里，叶圣陶代理其主编之职，先后在《小说月报》上刊发了胡也频、沈从文、戴望舒、施蜇存等人的作品，把一批文学新秀推上了文坛。1928年10月，郑振铎回到上海复任。由于两位“主编”的工作交接之确切时间与具体过程不甚了了，致使谁是1929年1月至4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灭亡》之“伯乐”目前尚无定论，但《沙菲女士的日记》能于1928年2月“闪亮登场”，则毫无疑问全赖叶圣陶慧眼识珠。叶、丁友谊由此而来，终生不渝。1979年春天丁玲结束被放逐生活回到北京登门拜望，叶圣陶激动之余挥毫写下《六幺令》一首：“启关狂喜，难记何年别。相看旧时容态，执手无言说……回思时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因缘，注定今生辙……”

　　还有一点也须提及：信中谈到文学研究会的“组织松散”，言“其所以表见有此会者，惟在出一套丛书，以及编辑《文学旬刊》而已”。叶老此言，得到了茅盾的认同——在同样是致杨冠珊的信中，茅公写道：“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之后，实际并无组织活动，不记得曾开过会员大会之类的东西。先是《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后来在沪会员自费出版《文学旬刊》，最后连《文学旬刊》也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在沪会员止(只)负编辑之责。此外，则有丛书，由商务出版。这些事，都是郑振铎负责，我不过略为赞助而已。《文学旬刊》始终负责者为徐调孚。”

　　文学研究会既因出版物之存活而存活，那就还有一份同样注明为其所编刊物不可“遗忘”：《诗》——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歌园地，《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中这样介绍它：“诗，月刊。民国十一(1922)年一月十五日创刊。刘延陵、叶绍钧主编。中国新诗社、文学研究会编辑发行。出版地上海。民国十二(1923)年五月十五日终刊，共出7期。”该刊“以发表新诗创作为主，兼及译诗和诗论。撰稿人除编者外有朱自清、俞平伯、王统照、郑振铎、徐玉诺、刘梦苇、汪静之、潘训、冯雪峰、冯文炳等”。

　　再看叶老此信，语言典雅，叙事简洁，态度真挚而诚恳，体现着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谦虚谨慎淳厚质朴。他参与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由此一路走来，始终坚守着以文学而为人生为社会的一份追求，兢兢业业地恪尽个人的一份职守。在《诗》之后，他又参与编辑和主持编辑了《中学生》《新少年》等刊物，为青少年“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新中国成立后更以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之尊，关注着“祖国花朵”民族未来的健康成长，“十七年”中所有统编教材可以说都倾注着他的汗水与心血。但他从不居功不自傲，他的目光永远是那样恬静那样慈祥。短短一封信，传递的是知识是教养是大师风范，读之仿佛又听见他在说：新少年好像树枝上的嫩芽儿，新少年又好像一条活活的小溪流。嫩芽儿最怕的是生机不畅适，小溪流最怕的是流动不通顺。“现在，春天来了，新少年应该合起来唱：我们要畅适地发展，把捉住光荣的将来！我们要通顺地前进，归到那汪洋的大海！”(徐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