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的“别动队”——孙伏园与报纸副刊

　　1920年代的新文化传播阵营中，活跃着一支异军突起的队伍——报纸副刊。其领军人物，就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史称“副刊大王”的孙伏园。

　　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字养泉，笔名福庐、柏生、桐柏、松年等。浙江绍兴人。1910年代初期在家乡“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读书时，幸遇鲁迅出任学校监督(校长)； 1920年代初期进北京大学深造，又恰逢鲁迅在北大兼职。一生两次受教于鲁迅，虽时间短暂，却获益终生。他的副刊编辑生涯，是从北京《晨报》开始的。

　　《晨报》是《晨钟报》之嗣，创始人李大钊。原来的第七版是一个专门刊载文艺作品的版面。孙伏园受邀为该版主编后，拟将该版扩一为四并且单独发行，名称定为“晨报附镌”。得到主政者批准后，即请书法家用隶书体题签报头。书法家说隶书字中没有“附”字，要写就得以“副”易“附”。于是“晨报‘附’镌”变成了“晨报‘副’镌”，豁然出现在1921年10月5日的报头位置上。

　　“副”者，“附”也。溯其渊源，近可追至《字林沪报》的“附张”，远者则是《申江新报》的“报屁股”。顾名思义，“附张”只有依附“正张”才能存在；“报屁股”更是位卑言轻，只能在报纸的边边角角里讨生活。总之它们原本都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只有到了孙伏园手中，才具有了独立的品格与能力，才能挺胸昂首跻身于报纸之林。做“附张”时只能吸纳些文人雅士们的无病呻吟，字里行间浸透着粉香与铜臭；独立后则高高扬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以介绍新思想、新知识、新文艺、新作品为其宗旨。《晨报副镌》这种从内到外彻头彻尾的焕然一新，使它的出现在报纸副刊史上具有了“里程碑”意义。

　　其实，在《晨报副镌》之前，已经有两块虽无副刊之名而行副刊之实的报纸版面办得卓有成就。它们一是附于《时事新报》的《学灯》，一是附于《民国日报》的《觉悟》。《学灯》最早的得意之作是发现了天才诗人郭沫若，继之又刊发了郁达夫的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在宗白华主编时期，《学灯》以关注新诗驰名，多次以专辑组织新诗理论研讨，曾一度拥有“左右学术界的势力”。《觉悟》由邵力子主编，陈望道助理。1920年扩展篇幅后，辟出“评论”、“讲演”、“译述”、“诗”、“小说”、“剧本”、“通信”、“随感录”等多种栏目，内容丰富多彩兼容并包，撰稿人多为当时名流俊彦如蔡元培、胡适、章太炎、李大钊、叶楚伧等。该刊着力于文艺译著、文学思潮与文艺理论的介绍，因大量发表相关内容的重量级文章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由于对新文学贡献巨大，《学灯》与《觉悟》虽未“独立”也未以“副刊”名之，却与《晨报副镌》和《京报副刊》一起，荣获“民国四大副刊”之誉——这是后话。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份“名正言顺”的报纸副刊，《晨报副镌》为我国现代文学立下的第一奇功，是催生了千古名作《阿Q正传》。在鲁迅心中，阿Q早已存活数年，却“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是孙伏园锲而不舍地约稿，让他“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便须做一篇。”因为孙伏园的登门催稿，是雷打不动的每周一次：“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笑嘻嘻的面容，真诚而热切的语气，拒绝是不大可能的，“于是只得做……终于又一章”。鲁迅回忆说，“《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疱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所谓“他回去了”，指的是孙伏园回故乡绍兴探亲，“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

　　从《阿Q正传》的生产过程可以看出，鲁迅对孙伏园的约稿能力颇为赞许。他的阿Q被孙伏园“笑嘻嘻”地捕去之后，另外许多文化名人的“随感录”们也源源不断地做了“笑嘻嘻”的俘虏。原来的《晨报》第七版有“小杂感”、“文艺谈”、“浪漫谈”等栏目，均为登载“随感录”而开设。该特色在《晨报副镌》上得以保留并发扬，数百篇“随感录”被孙伏园“笑嘻嘻”地催促着相继问世。这些文章多出自名门，而且都是白话文，都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从立意到表达，从内容到形式，《晨报副镌》新意盎然生机勃发，通体洋溢着大开发大创造大建设的“五四”精神。

　　在《晨报副镌》干满3年，孙伏园挥手离去，随即接受《京报》主编邵飘萍之邀，于1924年12月5日另创《京报副刊》。同在《晨报副镌》时一样，他“笑嘻嘻”地招揽来一大群风头正劲的文化人，很快把《京报副刊》办成了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日刊。鲁迅的《未有天才之前》《忽然想到》《咬文嚼字》《并非闲话》等多篇文章，都初发于此刊。许钦文、黎锦明、陈学昭、冯沅君、闻一多、朱湘、余上沅、高长虹等人的小说、诗歌、剧本、散文也齐集拢来，把一份《京报副刊》装点得五彩缤纷枝繁叶茂。孙伏园还别出心裁发起“青年爱读书十部”与“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文活动，又配合实事推出“上海惨剧”、“沪汉后援”、“救国”、“反抗英日强权”、“北大学生军号”等等特刊、专刊，都使《京报副刊》倍受读者青睐因而蒸蒸日上欣欣向荣，随之有了“日增2000订户”之说。在出过第477期之后，《京报副刊》激流勇退，于1926年4月24日终刊。

　　走出《京报副刊》，孙伏园不久即南下去了武汉，于1927年3月22日创办了由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发行的《中央副刊》。创刊号上，孙伏园作《〈中央副刊〉的使命》，进一步阐述了他在《京报副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关于《理想中的日报附张》的主张。将二者予以综合，便是他自成系统的副刊编辑理念：第一，副刊的内容是庞杂的，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兼收并蓄”；第二，副刊的功能是“供给人以娱乐”，所以应将文学艺术类作品作为最主要部分。第三，副刊负有对社会、对学术、对思想、对文学艺术……的批评责任。要“用学术的眼光，有趣味的文笔”，“对于眼前(包括时间的与地域的)发生的事情，记载与批评”。至于表现形式嘛，可以是“不成形的小说，伸长了的短诗，不能演的短剧，描写风景人情的游记，和饶有文艺趣味的散文”等等，只要“所含思想认为有登载之可能”的，都不妨一用。这些意见，应该说是孙伏园编辑副刊的工作总结，也是他对副刊编辑工作的理论性贡献。

　　《晨报副镌》等等的成功，让副刊摆脱了“报屁股”的尴尬，脱离了“附张”的窘困，成为了真正的副刊，同时提升了副刊的品位，改善了副刊的社会评价，稳固了副刊的根基，最终使副刊成为衡量报纸格调与读者层次的一种标识，引领和推动着报纸副刊队伍蓬勃发展，为培养青年作者繁荣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于倡导“随感录”即杂文、随笔的写作并使之蔚然成风，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感于上述种种，萧乾曾在《我与大公报》中颇为恳切地写道：“我刚进报馆时，对于编报屁股确实有过自卑感。逐渐地，我感到这真正是中国报纸的一个特色了。从民初，特别是‘五四’以来，文艺副刊对许多作家来说都起过摇篮作用。同时，不少作家也编过报纸副刊并使之成为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

　　综上所述，自1921年至1927年几年中，孙伏园把大部分精力投放在了报纸副刊建设上。当此之际，也正是文学研究会蓬勃向上之时：改造《小说月报》，创办《文学旬刊》，出版文学丛书，高举旗帜广纳新人集结队伍，把一份事业搞得热气蒸腾。而孙伏园却自处边缘独辟蹊径，把报纸副刊也同样搞成了一份热气蒸腾的事业。笔者浅陋，私下认为对于后期以办刊与出书为存在表征的文学研究会来说，孙伏园的努力与成果，正是一份与“刊”与“书”有着同样力度的对文学研究会之活力的重要证明，其成就也完全有理由载入文学研究会的功劳簿。从这个观点出发，如果说《文学研究会丛书》等是文学研究会之“主力军”的话，孙伏园及其报纸副刊就是一支横空出世的“别动队”。其成就之辉煌，无论如何都是现代文学史上颇为出彩的一笔。(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