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然后更上层楼

　　梳理2012年的散文创作，本来凭印象以为平平的图景，突然跳荡起来，有了色彩，有了热度，有了笑语喧哗，让我想起了辛弃疾《水龙吟》的一句好词：“水随天去秋无际”。只有认真读了才知道，2012年文坛确实是收获了一批有分量的散文佳作。

　　游记佳品进入金色秋天

　　两年前我曾提到，近年来，随着中国游客人数的迅猛上升，每年所创作出来的游记散文也在急剧增加，但与数量不成正比的是精品甚少。游记精品一般需要具备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内容新鲜，独特扎实；二是文字漂亮，诗意充盈；三是识见独到，启人心智；四是学问深厚，予人学养；五是胸怀四海，境界高远。在这5个基础之上的最上等作品，还要能以思想的光芒烛照古今，典范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今年的游记散文终于出现了数篇佳品，尤其出彩的是几篇域外丛话式的作品，首推云杉的1.2万字长文《文化的非洲》。《文化的非洲》记述的是作者对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的一次访问之旅。天外边风，异域炫彩，迎面而来的人、物、事、景色、景象、景遇，显然都是新鲜罕见的，有令人目不暇接的纷繁。《文化的非洲》选取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文化，“芝麻开门”般地一下子打开了陌生国度的大门，把不相知民族的脉搏号住了。于是，理解有了钥匙，对话有了气场，认识有了深入肯綮的路径。我们跟着作者的眼睛，随着作者的思考和发现，逐步认识了埃塞俄比亚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了解了坦桑尼亚对文化和艺术的崇尚，知晓了津巴布韦民族文化的源流以及她的人民是如何以文明的方式对待大自然的。

　　这些观察、思考和见解，皆以从容不迫的气度，以准确、漂亮的行文，娓娓道来。时有热情似火的句子突然跳出，一下子灼热了读者的眼球，比如：“这只有几十平方米大小的陈列室，可以称得上是记录人类漫长历史的人类共同的祠堂，是今天已有70亿庞大群体的人类的祖庙。”“人们一说历史，大都会约定俗成地说成历史文化。历史和文化是一对情侣，如影随行。”更有蕴含深刻哲理的警句，让读者感受到发现之美隽永之美：“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怎么可以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呢？”“文化不可以有暴发户。强盗可以把他人的财富据为己有，怎么可以把他人的思想和精神据为己有呢？”

　　然而，《文化的非洲》的最动人之处，是在于超凡拔群于一般文人的高度——由襟怀的高度、境界的高度、识见的高度而锻造出来的思想的高度。作者博古览今，打通中外，不断由眼前的非洲文化种种，联想着中国文化的古往今来以及继往的目标、行进的路径、抵达的前景，处处思考着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格局、作用、贡献等等重大问题。“作为有着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我们寻根问祖的目光可再深远一些，视野可再宽广一些。除了到大槐树下、到炎黄故里、到山顶洞前去感恩叩拜，还应该走进非洲大陆，走到埃塞俄比亚来，因为这里有我们祖宗的祖宗，有人类真正的故乡。”“世界文化的多姿多彩启示人们，人类共同的文化理想应该是文化的多样化……世界如此之大，谁也不应该垄断地球，纵然是再美丽的花，也不该一花独放。美丽是不可以称霸的，文化也是不可以称霸的。”作品不仅予人以美，给人学识，更能阔人胸襟，提升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世界公民所应拥有的崇高的精神境界。

　　此外，刘上洋的《古巴，那些我没有想到的》也展现了一个不容易去的国度——古巴的历史传奇，为我们提供了现场的种种鲜活信息。

　　于坚的《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则是另一种调子的游记散文。该文貌似随意，只任凭自己一路走着、看着、审视着、思考着，然后信笔记录下来，实则是于无声处大含细入，显露出作者大量读书所积累的学识、人生触点和社会见解，还有对小至个体生命，大到整个世界的痛感。很多议论，比如怎样生活，如何挣钱，向何处发展等等，是关于人类本源的话题，直抵人的心扉。

　　82岁的李国文挥笔写就《慈禧躺着也中枪》，初看这个有点先锋味道的题目，以为作者是拿那位千夫所指的叶赫那拉氏开涮。然而，作者真正骂的却是一个叫巴克斯的英国人，因为债务缠身，巴克斯在英国混不下去，到中国来撞大运。他不仅胡编乱造诸多来自中国的“独家消息”，更连抢带偷，得到大量珍稀文物。李国文用大量史实和锋利的笔触，将“英国混混”巴克斯的无耻嘴脸撕个稀巴烂之后，笔锋一转，又不留情地痛骂“我的那些同行”。这是因为，巴克斯之后杜撰了一本《太后与我》，捏造了他与慈禧太后的情色关系，荒唐至极，在当时根本无人理睬，更未出版。然而，2011年，该书却突然大红大紫，“先在香港问世，后在台湾出版，接着，在我们这里，一些见利忘义的文化人，又将这个英国老瘪三从泔水缸里翻腾出来”。李国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后与我》的出现，也许不过是一起人想发财而想疯了的偶发事件，也许并非反华政客们有谋略的刻意安排，但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文化骚扰，精神攻势，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的。”李国文充满正义气概的文章，在当下社会中很少见而又实在需要，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民族气节和道德底线。

　　徐刚的《菩提世界》短短2000字，写了一次对艺术家的拜会之行，行文中满溢着浓郁的书卷气。“以手指蘸水，轻轻一抹，眉纹各色，波光流转，一律美眉，或清纯，或娇媚，或妖艳，或哀怨，或惆怅，若咏者，若歌者，若舞者，若行者，若思者，能想其貌，能闻其声，‘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种缱绻于中国古典美境中的文字，在当代作家中实在不多见，没有多年手不释卷的浸淫，难得这样的书香。

　　邱华栋的目光遍及当代世界文坛的最新作品和活跃的作家，他对外国电影和国外流行音乐也能如数家珍，在这三个领域皆有专门著作出版。他的《从斯里兰卡出发》一文，清晰介绍和解读了从斯里兰卡走出来的无国界作家群中非常重要的迈克尔·翁达杰，一一评价了他的诗歌和几部长篇小说、电影剧本，还为我们介绍了当下活跃在斯里兰卡文坛的其他几位作家，以及西亚文学的发展脉络与贡献，不仅信息量大，而且评价内行，见解独到，令人眼界大开。徐则臣的《孤绝的火焰》是他重读诺奖得主、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作品的感悟。当年他上大学期间读黑塞，迷恋他的诗歌，而今有了十来年的社会经历又已身为人父，则随着黑塞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巨大激情和精神焦虑，收获了更深的“破解一次次精神危机”的哲学体验。人人都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成长，然而好的成长，一定是在好书的照耀下才能完成。

　　可惜的是，这样的好书太多而我们的阅读时间越来越少。当代人的生活日见忙碌，时间永远不够用，以至于我们能见到的读书文章越来越少，能振聋发聩的更少，纯文学作品亦越来越少，让远在美国的王鼎均先生专门写出了《文学会不会死亡？》一文。

　　我坚信，文学不会死亡。但我也焦虑地期待着，希望明年能有更多关于读书的佳作现身。

　　人物散文令人感动

　　人物散文一直是散文创作中的一大脉，每年都有佳作。今年我读到的记人散文，有几篇让我热泪盈眶。

　　贺捷生写她生母的长文《双枪女英豪——1946年，我的母亲蹇先任在围场》，原标题为《骑白马，挎双枪——1946年母亲在围场》。从这个标题的叙述风格中，可以看出贺龙将军的戎马夫人蹇先任这位红军女英雄、八路女英雄、共和国女高干的传奇形象。

　　另一篇令我感动的散文是丹增的《生命的意义》，文章描写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次听说他的夫人来了，我按照藏族习惯，带上一壶酥油茶和干奶酪登门看望。阴书记看到我提的东西，既惊讶又有点为难，他说：‘我们都是班子成员，不用这么客气。’我临走时，他把夫人带来的北京特产大包小包装了一袋让我拿回去……”一壶酥油茶怎么能跟“惊讶”联系在一起呢？对此，丹增的解释是：“他在西藏工作，从不收任何人送的烟酒等礼品，更不用说钱物，也不与政界商界请客吃饭。这些今天看来不合乎寻常的举动，他们这辈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他们这辈人的心里只是自我牺牲，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索取欲望。”作为藏族干部、藏族作家，丹增佩服这样的共产党人，他总结道：“只有这样无私地活着，为人民服务，生命才有意义！”

　　王巨才《父老乡亲》一文中描述的马文瑞，1930年在陕西任县委书记。白色恐怖下，他扮作小商人，肩上背个“茂源号”褡裢，走街串乡，领导地下共产党员们发动群众抗粮抗捐，铲除警匪恶霸，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曾亲自为之题写“密切联系群众”奖状。新中国成立后，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文瑞，有一次到延安视察，当年的山西老乡闻讯赶去，想要跟曾经同生共死的老马见上一面，结果被保卫人员挡在宾馆门外。马老事后听说此事，心情非常沉重，感叹道：“哪有共产党人怕群众的道理！”文章借古喻今，发人深省。

　　叶廷芳的《性情何其芳——纪念恩师何其芳百年诞辰》、孙郁的《他以为自己是这个通道的敲门人——1987年汪曾祺在美国》、张颐武的《“痴”与“才”——追怀周汝昌先生》，写出了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共性，那就是“天真”二字。即使境遇惨淡，即使走到巍巍老年，也不失一颗做君子、读经典、作学问的心。正是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传统，代代年年，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薪火相传，五千年仍郁郁勃兴。

　　冯立三和彭学明笔下的母亲，则都是普通劳动妇女，在她们身上，同样体现着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传统美德。她们慈悲、善良、牺牲自我、忍辱负重，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是家庭的顶梁柱，子女们有了她们就有了钢铁的脊梁。

　　常态性散文佳作频出

　　无可讳言，我国的散文创作中数量最大的还是常态性的散文，2012年，这一领域同样收获了一批佳作。

　　王蒙的《文化瑰宝与文化泡沫》开宗明义，提出关系中国文化向何处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全社会关心并期待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的情况下，文化事业有可能出现很好的态势，有可能产生无愧于伟大时代与悠久传统的文化瑰宝，也有可能稀里糊涂地、或抱着侥幸心理装模作样地打造文化的泡沫。”接着，他一一指出什么是“文化泡沫”：“以文化的名义圈地、抢滩、贷款。到处修建文化生态园、文化纪念园、文化名人园、文化基地、文化广场……”“再如在一个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出现大量认真的与杜撰的文化符号，把早已经失传的中华乐器奇形怪状地批量展现出来，这固然十分吸引眼球，这固然是大导演的虚构的权利，却不能认真地以为只要奇特、神秘、巨大、古老就是真正的中华文化。”“更大的泡沫是走文化的过场，求文化活动的规模，大花文化的经费，却忽视了文化的灵魂。晚会举行了，歌舞演出了，著名艺人来了几十几百，观众成千上万，收视率也极高，演出运用了多种现代高科技手段，出现了许多‘卖点’；然而没有思考，没有头脑，没有热情，没有爱憎，没有臧否，没有深度，没有教益，没有精神的营养也没有感情的充盈与升华。”这些现象，充满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因了打着“文化”的幌子而使民众有所迷惑。王蒙焦急地指出：“这样的文化是空心文化，是无灵魂的苍白的文化，是文化的悲哀。”作者以此提醒大家警惕伪文化、假文化、发财文化、邀奖文化的继续衍生与横行。

　　同为随笔，穆涛的《旧话重提》呈现了另一种风格：半文半白的文字，曲里拐弯的藏笔，幽默之中的夹枪使棒，仿佛一个高智商的测验，跟得上跟不上得看你的道行深浅。这也是穆涛的一贯风格，和他的聪明度成正比，也从一个侧面绚烂着当代散文创作的百花园。

　　葛水平的《不是在天堂门前说话》一文，让我想起楼肇明曾说过，散文创作最重要的是“感觉”。单从题目，你能想象这是一篇写石雕的文章吗？把“天堂”与“石雕”联系起来，这“感觉”是多么奇特，再加上飘逸机巧的文字，读罢，你的心中不可能不激荡起艺术炫美的涟漪。

　　陈世旭的《惠州烟雨》《贵州的水》《苍天般的阿拉善》等，体现了他诗意化的文字特点。每一句都是诗，组合起来又比诗更加天大地大，云卷云舒，好似一条百丈飞下的白练，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汲满金色的晖光，然后以音乐的激越旋律直击人的心灵深处，回声经久不息。

　　赵丽宏的《记忆和遐想》中，既能找到典雅和精致，也能看到外国散文的冷静表述与悠长哲思，甚至还能看到近年来“新新散文”的灵光闪现。赵丽宏把最新鲜、最光彩的写作经验吸取过来，不断变换着写作的笔法，不断尝试着文字的出新，“语不惊人死不休”，一次次把自己涅槃成新生的火凤凰。

　　2012年，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创作也不乏星光。藏族作家江洋才让的《康巴笔记》踽踽独行，执拗地追寻着大地灵魂、山峰的纯真和生活中的禅意，提醒我们在科技文明的喧嚣中别忘记要做一些停留，反思一下人生的真谛。裕固族作家Y.C。铁穆尔的《夏营地·夏营地》，通过写给女儿的一封信，表达了对家乡草场被随意承包开矿、滥挖滥采的愤懑，以及对自己无能为力阻止的痛彻心扉。

　　2012年的好散文还有不少，如陈忠实描写地域文化的《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陈歆耕批评文坛不正之风的《疯人呓语》，王彬呼吁环境保护的《宙斯的礼物》，李元胜记录可爱动物的《昆虫之美》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一一展开评论。(韩小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