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苑译林》的前世今生

　　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12年推出了一套汉译诗歌丛书《诗苑译林》，一辑5种6本，全是素白底子，诗人名字以明艳的字母形式跨分在封面、封底上，成为最醒目的装饰，封面右边是大小节制的中文字，标示出书名、作者名、译者名。正如设计者所言：从书脊位置望去，字母是高低的屋宇，而汉字则像廖远的星星。

　　对于40岁以上的读者来说，这是一套睽违太久的图书，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从1983年开始推出丛书的第一本，到1992年停止出版，10年里陆续出版了51种外国诗歌汉译诗集，被誉为“汉译诗歌第一丛书”。20年后，它终于重装归来了。

　　那些人，那些书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多年来贫瘠而单一的图书品种不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在一个干枯饥渴急待甘露滋润的年代，中国图书出版业进入一个高速的发展期和繁荣期，应时推出了大量不同风格的大型丛书，同时，这些丛书又将这一场新启蒙运动推向高潮。

　　湖南人素有“敢为人先”的名头。当时，地处中部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开始考虑突破“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方针局限，于1979年在中外交流刚刚解冻时设立了译文室，确定以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中文译本为出书重点。1982年年初，与当时湖南人民出版社几位老同志有着多年诗友关系的著名诗人彭燕郊跑了过来，提出编印一套外国诗歌名作的中译文丛书。

　　那时，在新文学领域中，译诗一直是个很薄弱的环节。虽然之前出现过一些优秀的诗歌译者，如冰心、梁宗岱、戴望舒等人，但不幸，中间出现了严重的多年脱节，使诗歌写作者和读者都处于无法沟通的封闭状态。彭燕郊建议：有计划地出版现代世界诗坛各个方面、各个流派诗人的代表作，以便取其精华，繁荣我国新时期的诗歌创作，并促进对外交流。

　　湖南人民出版社很快认同了这个建议，随之根据彭燕郊草拟的丛书书目，初步定下了庞大且持续的出版规划：

　　1.译诗名家的译作专集，暂列戴望舒、梁宗岱、徐志摩、朱湘、孙用、施蛰存、冯至等人；2.各国诗选，如《英国诗选》《苏格兰诗选》《法国七人诗选》《俄国诗选》《苏联抒情诗选》《古希腊抒情诗选》《印度古诗选》《日本古典俳句选》等；3.各国杰出诗人的诗歌选集，如弥尔顿、布莱克、司各特、拜伦、雪莱、霍思曼(以上英国)、雨果(法国)、里尔克(奥地利)、普希金、莱蒙托夫、谢甫琴科、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勃洛克、叶赛宁、叶夫图申科、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古米廖夫等(以上俄罗斯及乌克兰，在古米廖夫1986年获平反后，才补上他的诗选)、狄金森(美国)、聂鲁达(智利)、泰戈尔(印度)、纪伯伦(黎巴嫩)等。4.现当代各国诗选，如《美国现代诗选》《法国现代诗选》《德语国家现代诗选》《北欧现代诗选》《西班牙现代诗选》《美国当代诗选》《美国现代主义六诗人选集》《日本当代诗选》等。

　　这套丛书的规划、编稿和审校工作由彭燕郊(当时还在湘潭大学执教)主持，而主要的编纂工作则由翻译家、当时译文室的台柱杨德豫接任。当然，一开始讨论时，书目并没有涉及这么多，有些是逐年补充进来的。此外，后来参与丛书的翻译名家，除已出版译诗集的各位名家之外，还包括：冰心、卞之琳、罗念生、郑振铎、金克木、沈宝基、周煦良、王佐良、赵瑞蕻、杨苡、查良铮(穆旦)、杨德豫、绿原、屠岸、江枫、林林、方平、袁可嘉、郑敏、魏荒弩、陈敬容、北岛、王央乐、吕同六、罗洛、申奥、邹绛等。

　　这些书名和人名组成的辉煌阵容，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用时髦的话说，这是一支全明星阵容的诗歌汉译“梦之队”。

　　在北岛的回忆文章中，这套丛书“有一套很严格的选稿与译校制度。首先要和主持《诗苑译林》丛书的彭燕郊先生协商，提出选题计划，再由懂外文的资深编辑对译本作出评估，提出修改建议，并最后把关”。正是严谨的编选态度与审稿原则，使得这套丛书在出版后得到广泛的赞誉，被冠以“世界诗库”的美名，并获得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二等奖。著名作家施蛰存在给杨德豫的信中说：“五四运动以后，译诗出版物最少，《诗苑译林》出到现在，发表译诗的数量，已超过了1919至1979年所出译诗的总和。”

　　因为《诗苑译林》，中国读者认识了庞德意象派的明快与简单，又被引入艾略特“荒原”的迷宫，久久找不到回家的路，从此，开始了诗意生活的幻想。同时，彼时大量、深入的诗歌译介，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中国当代新诗的诗学源头之一，对当代新诗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参照。

　　1992年，因为各种原因，《诗苑译林》停止出版，这场阅读盛宴从此仅存在于80年代读书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作为出版业的后来者，我有幸聆听到许多图书背后的故事，这些书与人的纠葛和情缘，有的早已传为佳话，有的尚无人知。在重新编辑《诗苑译林》时，我查阅了许多回忆文章，也联系和请教过一些当事人，可惜，因为主编彭燕郊先生的离世和他记录这一时期日记本的失踪，因为编辑杨德豫先生的谨言和重病，当年那些私人化的细节，带着做书人性情与体温的感触与回忆，可能真将湮没无闻了。

　　少数人的阅读

　　2012年，当《诗苑译林》重装再出时，许多海外诗歌作品集、大型诗歌丛书也在陆续推出，这让人不禁要问：诗歌热又回来了吗？坦白地说，诗歌并未重新热起来，它也可能不会再成为阅读热点或市场热点。即使在阅读市场相当发达的欧美，文学仍然是少数人的事情。我想，多种诗集的问世，可能缘于出版人的以下认识：

　　诗歌永远是阅读选择之一。无论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在我们以为诗歌沉寂的那些年代，诗歌阅读持续存在。为什么读诗歌，为什么一直有人读诗歌，这是一个太大的命题。可能是缘于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对诗意生存的永恒向往，“只要人有眼睛”，诗歌就有生命。与此同时，诗歌出版也在继续，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名家名作类的诗歌作品集的出版，如泰戈尔、纪伯伦的作品，从来就是少男少女的青春启蒙读物，只是不再简单地叫《飞鸟集》《新月集》，而有一个流行的名字《生如夏花》《原来你也在这里》；另外，除了一些纸质报刊的副刊外，民间刊物里也有不少诗刊在继续着。这些都说明，诗歌永远拥有自己的读者市场。

　　版权贸易的发展促进诗歌的交流和出版。1995年，中国加入世贸协定后，不少出版社退出了现当代海外图书(尤其是海外现当代诗歌作品)出版的领域。这并不完全因为中国出版人没有版权意识，而是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不知如何去联系版权人，或者联系上了却因版税太高而无法承受。之前海外权利人常常用中国人口来预算图书的首印量，这是非常不实际的。随着中外交流的深入，这些曾经的困难都不再是问题。

　　图书市场的日趋成熟和细分让少数人的需求被认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部分出版社将出书重点转向市场预判更好的图书。在文学图书的出版流程表格上，读者对象写明为“大众”的图书，富有市场生命力。像诗集这种不被经销商看好的品种，常常因为少人问津，很早就下架退回仓库。不发达的通讯和物流，又使得想买的读者被麻烦吓得退了步。下游销售环节的反馈，往往决定着上游出版社某一类图书的生与死。所幸20年来，随着图书市场日趋成熟，图书经销商有了细分更精准的定位和诉求，特别是网络的普及和网店的出现，解决了图书信息流和物流的问题，豆瓣类同人聚集地和网络书店等媒体为读者针对性荐书，让不同读者轻易地找到和买到自己想读的图书。市场的细分、技术上的发展与革新，图书市场上少数人的阅读需求于是慢慢被发现、被认识、被满足。现在，出版从业者都普遍认识到：只要选题精准，少数人的书往往是常销图书，可以通过重印、重版，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可以说，出版业内部对于诗歌作品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加上许多出版人本身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的知识建构，他们对于诗歌这种纯文学的精英文化有着深切的了解与天然的喜爱，一旦条件合适，也会选择在这些领域内做一些尝试和担当。这些先行者的成功尝试，又为后来诗集的出版积蓄了充分的理由与机缘。

　　诗歌翻译的成熟与诗歌翻译出版严重滞后的矛盾。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随着诗歌创作的进步，诗歌翻译在整体质量上有了明显的提高。现在的译者更注重文学的本体性，力求在语言转换之后仍保持原作的诗性元素。同时，译者也会主动地挑选翻译对象，通常选择与自己在气质和性情上接近的诗人和作品，从而实现自由地进入与返回另一个精神世界，保证再创造出来的译作更有神韵复制的效果。此外，从事诗歌翻译的队伍正在扩大，越来越多的一线诗人加入到了诗歌翻译的行列中，而这些一线诗人既精通外语又对诗歌具有深刻的理解和鉴赏力。相反，诗歌翻译在日趋进步，诗歌翻译出版却出现了严重的滞后。诗歌普识教育的滞后甚至是缺失，诗歌读者的大量消失，使得诗歌市场成为图书出版的慎入区域，因此，20世纪一些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的诗人，在国内的图书市场上，明显缺少译介，即使在一些杂志上有零星的译介，但完整的译本极其罕见。这种矛盾也是外国诗歌翻译出版的空间所在。

　　2012年，一套白色的小丛书

　　经典重出，不是为了怀旧。除了名诗名译造就的高精品质，《诗苑译林》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开拓性，在于它于彼时彼刻“填补空白”式的大规模译介。因此，重出《诗苑译林》，不仅仅是老品种的重新包装，更要考虑今时今地中外诗歌深入交流多年的情况，找到今天重新推出的出版意义和读者市场。

　　新版《诗苑译林》重视选本内容的稀缺性，它包括：市场长期空缺的优秀品种的重出、重译；20世纪新诗人、新作品的译介与推广，填补诗歌翻译出版的空白。在第一辑里，5种6本(《叶芝诗选》为上下册)基本为前一种情况，惟一的新品种是《狄兰·托马斯诗选》。狄兰诗风非常独特，虽然女人都讨厌他的酗酒、滥交，却无法拒绝他的诗句，一句“爱我，请像鼹鼠爱它的黑暗”，让人动容又动心。《叶芝诗选》用了袁可嘉先生的译本，他是公认的最佳叶芝诠释者，他译的《当你老了》是青春期的表白范本。这一次以上下两册形式推出，是国内近20年来最全的叶芝袁氏译本。而埃德加·爱伦·坡一直以小说家命名，但他自诩为诗人，这次是他的作品首次以诗歌形式结集出版。《拜伦诗选》是杨德豫先生的译本，杨先生一贯主张将英语格律诗译为汉语格律诗，注重节奏与用韵，用词凝练而严谨。重病中的他在看打印样稿时，不仅将校对改错之处改回，并另用其他颜色笔标注此词意思与出处，位于某词典某页某行。《图像与花朵》是当年颇受欢迎的品种之一，译者陈敬容将里尔克的《图像集》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编为一集，一度洛阳纸贵，今天仍有诗人将整本图书(包括前言)手工录入电脑，在豆瓣上与爱诗人共享。

　　新版的装帧设计也是几易其稿，设计师萧睿子知道，这是与爱诗人的美好记忆相竞争的设计。原版朴素大方，封面装帧统一，每本只有颜色上的区别。如今，仍有许多人痴迷着搜集这套丛书的全套版本。新版则需要将之前的经典气质、诗意与当代的审美情趣、读书经验相结合。设计、打样、做假书，前后推倒重来6次。当白底饰以彩色字母的方案一出来，大家都同时认定：这是最好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护封的里面，采用了彩线裸背脊设计，同时又将护封封底与封面封底固定，读者阅读时既能将书完全平摊，放于桌上，又不会因护封移动而影响阅读。好的书装设计是流动的设计，考虑的是读者从看到、翻阅、到阅读、收藏的整个过程，这套新版的精美与体贴，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时时体验。

　　《诗苑译林》诞生于1983年，重出于2012年。或许，诗歌仍将是少数人的事情，但可以确信的是：文学交流、诗歌阅读，将永远继续下去。因为，人，需要认真但诗意地活着。(徐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