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的投影：阿拉伯古典诗歌翻译在中国

　　与其他民族一样，阿拉伯民族最早的文学形式是诗歌，这是因为诗是感情的语言，易于口头流传。诗人备受阿拉伯人尊崇，诗人的社会地位显赫，诗歌创作贯穿阿拉伯文学始终，在一定时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特别是阿拉伯古代诗歌成就斐然，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史册和文献，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与社会现实。

　　按照阿拉伯文史学家的传统，以公元19世纪为界，阿拉伯文学被分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大部分。阿拉伯古代文学是一个整体，古典诗歌的发展分为贾希利叶时期、伊斯兰时期、阿拔斯时期、安达卢西亚时期和近古中衰时期。一般谈及阿拉伯古代文学，主要指前三个时期，因为它们能够代表阿拉伯古典文学的辉煌和荣耀。贾希利叶时期的“悬诗”是阿拉伯古代诗歌艺术的光辉起点；伊斯兰时期伊斯兰教为诗歌输入了全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是阿拉伯古代诗歌发生历史性嬗变的开始，之后诗歌的题材及主题便有了高踞其上或蕴藏其内的一个或明或暗的宗教色彩；至阿拔斯时期，阿拉伯诗歌进入鼎盛阶段，涌现出一大批世界闻名的大诗人。

　　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作为先进文化的“放送者”和“输出者”向西方诸国传递着阿拉伯文化的优秀成果，将阿拉伯古典文学的精粹传播到欧洲，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中国对阿拉伯古典诗歌的翻译呈现出先由宗教引发，然后从文学、文化的角度进行欣赏；再到较为系统翻译的特点。

　　我国译介阿拉伯文学的肇始是《古兰经》的翻译，这部宗教经典兼具很强的文学性。对阿拉伯古典诗歌的首次译介也选择了阿拉伯宗教“颂圣诗”。

　　阿拉伯古典诗歌在中国文化界的第一次亮相，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1867年，马复初将阿拉伯近古时期诗人蒲绥里的《衮衣颂》(今译《斗篷颂》)初步译成汉文。1890年，其弟子马安礼在此基础上润色纂译成章，添加详细注疏，在成都发行了中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木刻版，因仿我国古典诗歌经典——《诗经》，采用四言句式，故称《天方诗经》。这是中国最早翻译成中文的阿拉伯古典诗篇。

　　蒲绥里(1211－1296)，生于埃及，擅写颂诗，尤以长诗《斗篷颂》最为著名。全诗162行，是典型的歌颂先知功德的“颂圣诗”。诗中概述了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功德、登宵传说及其领导的圣战，抒发了诗人对先知的无尽崇拜和爱戴之情。据说诗人曾罹患瘫痪，夜梦先知穆罕默德前来探望，并把自己披着的斗篷给他盖上。翌晨，诗人病体突然痊愈，为表感激而创作了此诗。这虽带有浓重的宗教传奇色彩，却使该诗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广为流传，享有经久不衰的盛誉，翻译成多种文字。另还有90余种风格各异、内容不尽相同的注释本、校订本及增补本，仅阿拉伯语的注释本就超过了50种。该诗的一些诗句被用作护身符和祈祷词，伊斯兰教的德鲁兹派至今仍在葬礼上反复咏诵这一诗篇。

　　即便在现今的伊斯兰世界，《斗篷颂》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赞圣诗歌，英、德、法等各种译本屡见不鲜，“在美国它还被改编成音乐剧的形式被搬上了舞台。在埃及和南亚，它甚至被改编成流行音乐的旋律，在婚礼、入教仪式及莱麦丹月(斋月)进行演唱”。

　　马德新之所以选择翻译蒲绥里的《斗篷颂》，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该诗不仅在阿拉伯世界闻名遐迩，也在中国的穆斯林民众中广泛流传。“此诗虽久传东土，因无注解，遂非庸俗易知”。而马德新所译版本是他朝觐归来带回的，“厥后朝觐天方，得我教诗经、注解”。其二，因该诗赞颂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有助于人们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了解，教化民众，服务社会。“余自返中华，思以汉文译出，不特为我教习经者知其蕴奥，即业儒者亦得以知其美焉。……使知天方之诗固有合于兴观群怨之旨，而可以感发后人兴起百世者，其于诗道将毋同”。

　　马安礼的译诗共分10篇161章，每篇以两字命名，10-30章不等，逐次为“笃慕”、“克己”、“大赞”、“先徽”、“感应”、“宝命”、“登霄”、“道征”、“真悔”、“慈云”等10篇。我国已故的著名学者马坚给该译本高度肯定，说：“阿拉伯诗译成中国诗，这是破天荒的第一遭，这个尝试是相当成功的，对于后学者是一个鼓舞”。

　　19世纪末出现的中译文《天方诗经》十分值得珍视，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也为国人最早了解和欣赏阿拉伯诗歌乃至其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翻译文本。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影印再版。2005年，黄山书社又将其收入《清真大典》第14册中。

　　阿拉伯古代文学发展到阿拔斯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诗人。我国对阿拔斯时期诗歌的首位译介者是郑振铎。

　　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振铎《文学大纲》，里面谈及阿拉伯古代文学，其中有郑振铎从英文转译过来的阿巴耶特朝(现译阿拔斯时期)著名诗人阿皮诺瓦士(现译艾布·努瓦斯)、阿皮阿泰希耶(现译艾布·阿塔希叶)、摩泰那比(现译穆太奈比)和麦亚里(现译麦阿里)4位诗人的诗作9个片段。该书内容自1923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故而郑振铎所译阿拔斯时期诗人诗作应更早些，并是从纯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翻译的，采用白话文、自由诗体，浅显易懂。

　　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创造了最古老的阿拉伯诗歌-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它是阿拉伯文学的源头，代代相传，成为“流淌在阿拉伯人血液里”的民族遗产。其中最著名的首推《悬诗》，它是7篇或10篇长诗的总称，为7位著名诗人所作。因这些诗歌用金水写在细麻布上，悬挂在克尔白神庙前供人欣赏，故此得名。

　　《悬诗》在阿拉伯文学的初期便显示出异乎寻常的成熟与辉煌，被黑格尔誉为“抒情而兼叙事的英雄歌集”，“描述所用的语调有时大胆夸张，有时很有节制，平静柔和，所描述的是阿拉伯人还处在异教时期的原始情况，例如部落的光、复仇的怒火、爱情、冒险探奇的热望以及欢欣愁苦之类题材都写得很有魄力……这在东方原始生活中是一种真正的诗，其中没有妄诞的幻想，没有散文气味，没有神话，没有牛鬼蛇神之类东方怪物，有的是真实的独立自足的形象，尽管在辞藻比喻方面偶尔有些怪诞和近乎游戏，还是近乎人情的，形式完整的”。

　　阿拉伯《悬诗》作为一种相当艰深的文学种类，由于各种原因，其价值和魅力一直不被国人所认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从法文转译过来。第一位翻译《悬诗》的是著名回族学者、翻译家马宗融。1934年5月1日，马宗融在《文学》月刊第2卷第5号上发表了译自法文的传说故事《鸟语》，在译文前有一段文字介绍阿拉伯文学概况，其中谈到《悬诗》，并从法文节译了诗人安塔尔部分诗句，约百余字。

　　1936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月派诗人朱湘翻译的诗集《番石榴集》，这是一部汇集各国诗作的合集本，包括上、中、下三卷，应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上卷收有埃及、亚刺伯、波斯、印度等国的诗歌，在亚刺伯条目下，列有4首阿拉伯古典诗歌，分别是《莫取媚于人世》《水仙歌》《永远的警伺着》和《我们少年的时日》。除最后一首作者标为无名氏、第二首标为录自《千一夜集》外，第一首和第三首的作者分别标为塞维尔国王穆塔密德和夏腊，夏腊译名现还无法找到其真正的阿拉伯文名，但第一首诗却是阿拔斯时期安达卢西亚诗人穆阿台米德·本·阿巴德(1040-1095)的诗作。朱湘翻译的这4首阿拉伯古诗在中阿文学译介史上意义重大，因为“第一，他是以中国著名现代诗人的身份进行翻译；第二，他是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翻译；第三，他是将其作为世界诗歌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翻译；第四，单就阿拉伯古诗而言，他的翻译应该是当年受众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欣赏性最强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国人无暇关注对阿拉伯古代诗歌的翻译，直到20世纪80年代，阿拉伯古诗的身影才又出现在翻译和介绍的阿拉伯文学史类书籍中，因而起点较高，且较系统，所选作品均为名作佳篇，译者均是精通阿拉伯文的学者。

　　1980年出版的《阿拉伯文学简史》，陆孝修和姚俊德从英文翻译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诗作片段。

　　1984年第2期的《国外文学》刊登了邬裕池和李振中的《阿拉伯文学介绍》(上、中)，首次从阿拉伯文翻译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诗作片段，自此拉开了阿拉伯古诗直译在中国传播的大幕。

　　诗歌是特殊的文学样式，是诗人的思想与文字在作品及其形式中天然融合的产物。而诗歌所具有音韵美、语言美和意象美等文体特征，又被视为文学翻译的难点。

　　对于阿拉伯古典诗歌的翻译，首先要考虑的是诗歌体式，在某种程度上说体现着诗歌的精髓。阿拉伯古典诗歌讲究严谨的格律和韵脚。每行诗分上下句，每行结尾字母为韵。诗歌无论长短，一韵到底。用什么形式翻译阿拉伯古典诗歌，很值得探讨。

　　马德新在翻译《天方诗经》时也碰到了难处，“以东土之文译西域之诗，音韵合而义理差池；义理和而音韵乖谬。虽乎其难莫此为之甚且”。选仿《诗经》体，四字句虽限制了长诗意蕴和风格的表达，却增加了这首宗教颂诗的典雅。

　　1997年，杨孝柏主编的《阿拉伯古代诗文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是由中国和阿拉伯两国学者合作编选的集子，第一次向中国读者展示了阿拉伯古代诗歌和散文的全貌。诗歌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形式上按作品排序，实际上按诗人的文学地位排序，并给诗作加了标题。该诗文选收入蒙昧时期14位诗人21首诗作、伊斯兰教初期和伍麦叶朝时期17位诗人34首诗作、阿拔斯朝时期22位诗人44首诗作、奥斯曼朝时期3位诗人4首诗作，共计56位诗人的103首作品。阿拉伯古典诗歌译成自由体，以每两行为一单位，类似中国古诗的四句格式，押第二和第四句的韵，或一韵到底，或根据需要换韵，力求格式工整，音韵悠扬。诗作后标明详细出处，显示出编选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后来研习者提供了诸多便利。

　　该译本为首部较为系统的阿拉伯古典诗歌集，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为后来国人编辑阿拉伯古代诗选提供了依据，并为研究者确定研究对象提供了参考。

　　2001年，仲跻昆译的《阿拉伯古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阿拉伯古代诗歌作品集，也是至今国内出版的内容最全面的阿拉伯古典诗歌集。诗选按阿拉伯文学史分期，以诗人为本位，在诗人名下列出其代表诗作，共收入贾希利叶时期23位诗人、伊斯兰时期8位诗人、伍麦叶王朝时期23位诗人、阿拔斯王朝时期66位诗人和近古中衰时期14位诗人，总计431篇诗作，方便查找和翻阅。“译本序”先对各时期诗歌的主题和特点做了简单的介绍和阐述，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古代阿拉伯诗歌发展和流变的轮廓，然后再对具体诗人及其诗作进行提纲挈领的概述。

　　诗歌翻译不仅要让译文与原文气韵相符，还要传递原语文化，保证译作的新颖性或异质感。仲跻昆所译的阿拉伯古典诗歌采取了双重翻译策略：在文化内容层面上，采取的是异化策略，保存了“异国情调”，有阿拉伯文化的“原汁原味”。在语言形式层面上，采取的是归化策略，或译成七言绝句，或以每两行为一单位，押第二和第四句的尾韵，每两行或更多行后换韵，或更多译成自由体，根据需要换韵。因而仲跻昆所译的阿拉伯古典诗歌译文风格清新自由、精美确切，注重文化信息与美感效应的传递，更适合中国读者对阿拉伯古典诗歌的欣赏和理解。即便是《悬诗》，读来也不那么令人费解和深奥隐晦。另外，译者还通过少量增加注释的方式，把承载阿拉伯异质文化的内容表达出来，同时又遵守阿拉伯语规范，为日后阿拉伯古典诗歌的中译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正是由于中国阿语界前辈的不懈努力，阿拉伯古典诗歌成功地译为中文，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霄壤间，供读者欣赏或猜度。(丁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