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

　　《文艺报》2012年12月7日第二版用整版篇幅刊发了由《文艺报》在山东淄博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论坛”纪要。通栏标题是：“像蒲松龄那样讲精彩的故事”，一个星期后，该报又在第一版刊发“中国新世纪长篇小说研讨会”在海南召开的消息。参加两个会议的专家们有一个共识：一个时期以来的文坛，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和创作长篇小说上，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坐拥大量读者的中短篇小说渐渐退出了大众视野。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误解，认为能写出大部头作品的作家才是伟大的作家。实际上，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说：“必须要说明的是，短篇小说实际上有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写作者只有写好短篇小说，才能写好别的文体。短篇小说对作家文学水准的要求和训练都是很严酷的。”

　　这两个研讨会，我觉得开得真好。这使我越发怀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盛世的景况。那时候最活跃的作家几乎都写出了使世人惊喜的优秀短篇或中篇，后来就写长篇，而且越来越长……当然，不管是短是长，关键是看质量，是看作品的社会影响，是看能不能有让人记得住的故事和永远活在人们头脑中的人物形象，是看能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铁凝和刘庆邦都写了很多好的作品，有短篇也有长篇，也都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有男有女有官有民有老有小……但我这个普通读者感到，铁凝感人最深的作品是她的短篇《哦，香雪》，香雪这个小姑娘已经永远地活在了广大读者的脑海里；庆邦的长篇写得也很好，比如《红煤》就受到好评。但不少读者都感到，他写得最美最漂亮的还是短篇小说《鞋》，因为那里面的故事和人物让人记得住、忘不了、还讲得出，真的是把人和事都写活了。说这两位作家的这两个短篇是不朽的作品，绝没有夸张之意。王蒙的作品就更多了，但在他那么多的作品中，人们一说到王蒙，往往首先提到的还是他的短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我所以要啰唆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一个观点：好的短篇在体现作家的人生价值中绝不因其短而分量就轻。

　　作家的威望取决于作品的分量，这种分量不在于作品的长与短，而是在于读者心目中的感受。不知为什么，这两天，我又想到了以前读过的关于介绍“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的文章，这里也想说说他们简单的情况。

　　被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的作家是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和美国的欧·亨利。他们都是19世纪同时代短篇小说家，是世人公认的文豪和大师。

　　莫泊桑生于1850年，1880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羊脂球》。他以凡人小事为题材的小说对19世纪群星灿烂的法国文坛，是项填补空白的独创。莫泊桑只活了43岁，他怀着“才能就是持久的耐性”的信念，与疾病进行了长期而顽强的搏斗，在短短的十几年的职业创作生涯中，共写出了340余篇短篇小说，还有大量其他作品。作为一名大师，他短暂的生命真的就像一颗流星，然而他以诗歌、戏剧、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光芒四射大放异彩，把永恒的形象存留在人们的眼底心田。正如在莫泊桑逝世后的追思会上，他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时代的著名作家左拉所说：“既然他用昂贵的代价换来了永恒的安息，就让他怀着对自己留下的作品永远富于征服人心的活力这一信念，香甜地安息吧。他的作品将永生，并将使他获得永生。”

　　契诃夫生于1860年，卒于1904年。也是1880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生共写了400多篇短篇小说，还有戏剧等其他作品。他的题材多样，文笔洗练，作品往往取材于日常生活却不失于琐碎，没有曲折的情节却能扣人心弦，读者从平静、含蓄的叙述中，能感到作家忧郁而又严峻的目光。他以真实、自然、含而不露取胜，其作品往往使人发笑。笑，形成了他作品幽默、讽刺的独特风格。《变色龙》中的那个警官欺压百姓、阿谀奉承的奴才本性是在众人的一片哄笑声中被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而且，那生动的场景那逼真的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欧·亨利生于1862年，于1884年走上创作之路。他善于描写美国社会特别是纽约百姓的生活。其作品构思新颖，语言诙谐，还因描写了众多的人物，显得特有生活情趣，而且情节生动，笔调幽默。在他笔下，读者能看到美国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因而人们把他的作品喻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的百科全书”。他的作品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结尾常常出人意料之外，所以又有“欧·亨利式结尾”之称。这种结尾是指短篇小说的大师们常常在文章情节结尾时突然让人物的心理情境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或使主人公的命运陡然逆转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但又在情理之中，符合生活实际，从而造成独特的艺术魅力。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等都是以这样的结尾给了读者精美的艺术享受。

　　还有一点在这里不得不提一句—— 这三位同一时代的文学巨匠，在文学领域都创造了光芒四射的辉煌，然而他们的生命旅程却都是短暂的：莫泊桑和契诃夫分别活了43岁和44岁，欧·亨利多活了几年，也才享年48岁。他们的一生，就像燃烧的蜡烛，照亮了别人，烧掉了自己。世人都能看得到：他们的身后留给人们的是丰美的精神世界，其作品把一个个永恒的形象留在人间，他们也和作品一起获得了永生。

　　我是看了《文艺报》报道两次关于小说创作的研讨会以后，想到这“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的，会有什么意义吗？只是就这么想了，就这么写了，也许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黄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