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屈原大传》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闻一多甚至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屈原是最早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中国文学家。屈原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毕生追求的“美政”理想不仅照亮了历史的天空，而且至今闪耀着美好人性和智慧的光芒。

　　屈原是高山。他执著地忧国忧民，在任何艰难困苦条件下都勇于为国为民献身的崇高精神，令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为之高山仰止。屈原是大海。他以创造性的个性表达，在诗歌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汪洋大海，教后人望洋兴叹。

　　早在西汉贾谊和刘向时期，对于以屈原诗歌为主体的《楚辞》的研究就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楚辞学。两千多年来，先后在《楚辞》研究道路上标领潮流的，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师和一流学者，诸如汉代班固、王逸，北宋洪兴祖，南宋朱熹，清代王夫之、蒋骥、戴震、汪瑷，近现代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闻一多、陆侃如、姜亮夫、游国恩、何其芳等，他们的研究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令人遗憾的是，与《楚辞》研究著作的不断丰收形成鲜明对照，有关屈原生平事迹研究的专著包括纪传体著作却是一种稀缺，一直没有一部分量重、篇幅长的屈原传问世。我想原因至少有二：一是第一手史料和准一手史料太少，《史记·屈原列传》只有两千字，记述粗略，《史记·楚世家》和《战国策》的相关记载又较零散；二是屈原的历史地位很崇高，在人们心目中很神圣，写起来不易把握。屈原生平题材文艺创作的情况要好一些，因为合理想象和艺术虚构的自由度比史传作品要大。但即使如此，1942年初，堪称文史通才大家的郭沫若在写五幕话剧《屈原》时还是“苦恼”了很长时间才敢动笔。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太崇高了”，“如力量不够，便会把这位伟大人物漫画化”。值得庆幸的是，话剧的公演轰动了山城重庆，也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统区的沉闷空气为之一扫。当然，它毕竟只是一个五幕剧，只通过屈原一天的经历折射了他一生中的几个片段。上世纪末，导演徐晓钟的话剧《春秋魂》也取得了相当成功，但它只是用渔父问答的形式凸显屈原的人格和情怀，也没有写屈原的一生。这两部话剧的成功和几部严肃影视作品的播映都是对严肃的厚重的屈原传记作品问世的激情呼唤。

　　正因如此，当我看到摆在我面前的这本有70多万字的《屈原大传》时，心中感到由衷的高兴，终于有一种规模宏大的屈原传记作品问世了。两位作者熊诚和莫夫的身份是让人感兴趣的，他们都和楚文化有缘，和屈原有缘：一、两个人都是楚人，自幼就有着对楚文化的兴趣和浸染，并经长期积累。二、两人都长期从事历史和文艺方面的写作，熊诚作品已超过1000万字，莫夫的作品也有600万字，而且其中有多种纪传体作品。三、此前，他们已经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楚国兴亡》和《楚汉相争》，共计90万字，这部《屈原大传》是他们的“楚国三部曲”的第三部。四、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这次是本着至诚至尊、慎之又慎的心态写屈原的”。因此有理由认为，《屈原大传》是他们经过长期积累和多方准备之作，是他们的倾心之作。

　　传记之作，向无定法。两位作者把他们的《屈原大传》定位为“历史传记小说”，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尝试。在我看来，“历史传记”指的是作品应有的历史文化品位，即基本情节及其走向、主人公的主要经历和精神历程的描写要忠于一手史料中所载的基本史实、历史主题和历史精神，以区别于那些虚构过大过多乃至随意编造的纪传体历史小说；“小说”则明白地指的是虚构文学样式，指的是在合理想象之外还可以有文学虚构，以区别于基本上属于史学著作而非小说的传记作品。显然，这样的定位是想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克服一手史料不足的局限，追求历史品格与文学优势的互补与双赢。创作者可谓用心良苦。

　　认真拜读《屈原大传》共48章，深切感到创作者为实现历史品格和文学优势的互补共赢确实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成果可喜。其一，坚持以《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为主要历史依据，诸如对屈原任左徒、三闾大夫，起草宪令，为合纵抗秦两次出使齐国，与南后、靳尚、子椒、子兰的根本冲突，与怀王的冲突至被绌，与顷襄王的冲突至被流放、投江，以及张仪入秦和归魏，张仪两次使楚骗怀王，楚怀王被骗入秦并死于秦，顷襄王即位和楚宫内乱，乃至秦楚丹阳之战、蓝田之战、重丘之战和秦军攻破郢都，对这些与屈原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关键点的整体描写与把握，都是忠于《史记》《战国策》记载的。与此同时，对屈原诗歌作品的认定尊重了大多数楚辞学家的结论，对《离骚》《招魂》《哀郢》《怀沙》创作过程的描述也是忠于一手史料的。因此，就其基本故事框架、情节关节点、主要人物定位和主题呈现来讲，《屈原大传》堪称一部形象的信史，它的历史含量和历史品格在小说样式的传记作品中无疑属上乘。其二，对史料中的模糊、相互矛盾处，作者做出言之有理的辨析。其三，参照屈原诗歌中有关他生平的信息，采用《楚史》《国王上下八百年》等二三手史料的某些提法以及野史中的个别提法，通过合理想象写出了青年屈原经殿试当上文学侍郎、魏美人喜欢屈原、屈原与陆羞的婚恋史、屈原在齐国舌战众臣并被齐公主爱上、屈原举报靳尚和子椒贪腐、屈原与张仪在楚王宫激辩、屈庸临终遗言、屈原二次使齐时负荆请罪、楚太子横质秦因偷情惹出祸端、屈原反对顷襄王娶秦国公主等情节，这些情节具有历史逻辑上的合理性，虽不一定是史实却是历史上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力地丰富了屈原形象和全书的血肉。其四，按照当中人物性格逻辑的可能性，虚构出了屈原南台题匾、视察塞防、劝怀王不要铸诸侯铜像、写信告楚军快撤和奸臣给屈原酒中下泻药、南宫有刺客、奸臣造谣说屈原对魏美人有私情、楚怀王被骗惩治魏美人时令屈想对她施以劓刑、子兰等诬告屈原联合唐昧要起兵造反、屈原两次遇刺被救等情节，它们在作品中都不属于重大内容和关键冲突，但却可以与那些根据一手史料写出的重大情节互补生辉，增加了作品的色彩与看点。其五，生动描写了屈原《桔颂》《东皇太一》《云中君》《离骚》《招魂》《哀郢》《怀沙》等名篇的吟诵与歌舞，描写了山野水乡的民歌对唱，还把《论语·微子》所载《接舆歌》，《孟子·离娄》所载《沧浪歌》，《说苑·至公》所载《子文歌》，《说苑·正谏》所载《楚人歌》的内容和故事写入了情节之中，这种做法具有一石三鸟之效应：增强屈原诗人形象的历史真实感；点染楚国历史和地域文化的氛围；发挥文学的功能和优势。

　　看得出来，两位作者对历史有着足够的敬畏，对楚文化有着由衷的热爱，对文学想象力有着执著的追求。他们自始至终激情灌注，用70多万字的篇幅完整地书写了屈原的一生，写出了一个真实可信的屈原，写出了一个性格鲜明、血肉丰盈的屈原。书中的屈原形象既“博闻强志”，“娴于辞令”(《史记》)，又心系民间，乐于采风；既激情似火，又疾恶如仇，为实现“美政”理想和救国救民“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既“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史记》)，又充满内心矛盾与痛苦。关于屈原对楚王抱有幻想的描写、屈原写《怀沙》与投汨罗江的描写，更彰显了屈原悲剧的崇高，也更令人感到当今现实生活的美好，有力地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内在精神联系。全书的行文朴实、生动而又流畅，没有过度夸张和故弄玄虚的东西，兼顾了史学风范和文学特点两方面的要求，适合于各种文化层次读者的阅读。从这个意义上讲，《屈原大传》的成功是屈原题材史传作品和文学作品创作的一个重要新收获，也为整个传记题材创作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我衷心地向两位作者表示祝贺。

　　也许与搞理论批评的人喜欢挑毛病的职业习惯有关，我认为这本《屈原大传》也还有美中不足和可商榷之处。比如，与宏大的篇幅相比，对屈原所处的战国历史大格局及楚国面临多种复杂矛盾的历史与现实的描绘还不够完整有力。又如，在追求表达的明白、流畅方面做得相当好，对屈原的性格刻画和命运描写也被赋予较多较强的动作性，但对屈原思想和诗歌内涵做出有独立学术研究含量的深度阐发则显得不足。再如，书中对楚国地域文化的展现做了不少努力，但对作为当时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特色、又与屈原诗歌创作内容和审美方式有着密切关系的楚国巫文化却写得不够到位。当然，这些不足都是和全书在整体上的成功、优势相比较而言的，而且两位作者的态度很开放又很虚心，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再版中作者会把它修改得更好。(李 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