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远去 爱留人间——纪念汪静之诞辰110周年

　　我整理书橱时，无意中看到诗人汪静之送我的那本《蕙的风》，打开扉页，又见上面他的亲笔签名，还有落款的时间。这是一本由漓江出版社于1992年3月出版的书，作为增订本，首页放上了1922年初版时的封面。望着这本年代久远并再版的爱情诗集，读着其间“一味天真”的纯情诗句，勾起我与他曾经交往的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

　　1994年深冬，我赴杭州采访汪老——这位上世纪20年代初就以抒写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诗句而著称的“多情种子”，曾以诗集《蕙的风》而风靡“五四”文坛。这本由胡适、朱自清作序，周作人题签，鲁迅亲自斧正的诗集前后重印了8次，震撼过几代人的心灵。而它的作者也与时代同步，穿越了将近一个世纪不平凡的岁月。作为“五四”时代的诗人，他和冰心是当时幸存的两位诗坛前辈。当我赶到坐落在曙光路上的汪宅时，已是下午1时过半。这是一幢普通的水泥结构的四层楼房。汪老住在底层。门侧墙上贴着一张毛笔书写的纸条：“进门请勿抽烟，谈话不要超过十分钟。”

　　“十分钟？那能谈些什么呢？”我心里嘀咕着。

　　既然来了，就要抓住机会，于是便冒昧地敲了门。开门的是一位30来岁的女人，问明来意，请我进屋，并随即向内屋叫道：“汪老师，有人找你！”随即，我便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汪静之先生。他身着一件普通的蓝咔叽旧中山装，下摆一个纽扣掉了，露出里面灰色的棉袄，袖上戴着一副酱红色的袖筒，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他个头矮小，要不是他长有一头稀松但闪着银光的发丝和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睛，我几乎无法把他同想象中风流倜傥的爱情大诗人联结在一起。诗人请我在客厅就座，我打量了一下四周，屋内陈设，除了一只电冰箱外，其余的东西都显得陈旧不堪，看来诗人不那么重视物质生活。

　　“让你吃惊了吧！我不在乎物质享受，况且已经老了。我是教授级待遇，政府真好，养我做隐士。”他一本正经地说，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我惊叹于诗人的敏锐，钦佩万分地开始进入正题。

　　“我青年时代的爱情并不顺遂。”他坦率地叙述了与初恋情人曹诚英的恋爱经过。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也是汪静之指腹为婚的未婚妻曹秋艳的小姑。汪与她俩从小认识，三人常在一起玩。曹秋艳在12岁时因病去世。汪静之对曹诚英爱慕有加，斗胆写了第一首情诗给她。曹诚英认为与他辈分不同，不愿接受他的爱情，但约定做永远的好朋友，还相约同做隐士。可次年由母亲包办婚姻，曹诚英就嫁出去了，同做隐士的梦也就碎了。汪静之与曹诚英夫妇一起去了杭州读书。这期间，曹诚英与丈夫离了婚。胡适遇见她后，两人一见钟情，陷入情感的漩涡。曹诚英与同样是由母亲包办婚姻的胡适有过短暂的浪漫与幸福，但相思几十年却未成眷属，更多的是不幸与悲怆。

　　1949年，胡适赴美国之前来到上海，曹诚英劝胡适不要出国，而是留在国内等候解放。次日回杭，她对汪静之哭诉，说种种劝告都挽留不住胡。从此，胡、曹二人天各一方，再也没有相见。此后曹诚英终身未嫁。死前她嘱咐将她葬在绩溪县旺川村的公路旁。这是一条通往胡适故居所在的上庄村的必经之路——她是还寄望于在路边与胡适生死相逢吗？

　　汪静之则由曹诚英介绍，认识了符竹因。两人相识相恋，婚后经历了长达60多年的相濡以沫的感情。1986年，绿漪(这是汪静之为符竹因起的名字)在杭州病逝，诗人伤心不已，在悲痛中将亡妻的一帧照片放大后，镶在镜框中，挂在卧室兼书房的墙壁上方，并撰写了一首题名《红梅——次韵和郭沫若赠绿漪》的旧体诗，放在遗像左侧，朝夕相对，以寄托无限的哀思。我站在绿漪宁静秀美的遗像前，仔细默读了这首诗：

　　红娇绿冶最玲珑，雪野银山一树红。艳艳但缘高格调，陶然我在暗香中。

　　异艳何由兼异香，拒冰犯雪抗寒长。清芬味洞谁堪比，恰似情人绝妙腔。

　　诗人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我向他请教养身的秘诀。诗人说：一是营养好，经常吃些粗粮，每日吃醋大蒜，既可杀菌，又可防癌。二是保持精神愉快，达观。遇到困难不当一回事。三是注意运动。他每天在庭院里做保健操。说着，还领我去庭院，当场弯腰伸臂做了好几个动作，令人叹服。他信心十足地对我说，他要活到100岁。

　　从生活谈到诗歌，谈到今后的打算，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交谈十分钟”的规定。打扰太久了，我深怀歉意地起身向他告辞，并约定过段时间再去拜访。

　　再次见到汪老，是第二年的7月中旬。正当高温炎夏，汪老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圆领汗衫，人显得格外瘦小，神态却十分安祥。他谈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上海相识时的情景。那时他的《蕙的风》刚出版，他和应修人代表湖畔诗社去参加会议，与郭、郁一见如故。会议结束后，郭沫若说自己读过《蕙的风》，并邀请他俩一起聊聊。那夜，他们在一起交谈甚欢，郭沫若因为比他年长就像对待一个小孩子一样，谈到兴奋之时，“抱了他就亲嘴”。北伐时期，汪静之还应郭沫若的邀请，与他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一起共事。

　　接着他又谈到与曹诚英的交往轶事。他俩后来曾经同床百日之久，但都为各自的爱人守身。1956年在武汉时，曹诚英对他说：“我们从小相爱，渴望有爱的亲密的关系，但我要为表哥(胡适)守贞操，你要为妻子守贞操，为了贞节，今生只好算了，希望下世有缘做夫妻。”为此，诗人还写有《百夜同床不苟且》一诗作证：

　　两心纯洁洁如雪，两心清净净如冰。

　　百夜同床守节操，童年原是两情人。

　　曹诚英回应他的诗：

　　方方正正真君子，诚诚实实多情人。

　　千古伤心一恨事，一生相爱未相亲。

　　我早就知道“柏拉图之恋”的说法，现在，我终于在生活中找到了一个鲜活的例证。

　　曹诚英后来因为与胡适的关系受到冲击，吃了不少苦。1969年，她将自己与胡适的私人信件及资料交给汪静之保管。后来曹诚英因病去世，汪静之遵嘱将这些材料全部烧毁。当我深表惋惜时，他却一脸严肃地说：“为了遵守老朋友的嘱托，我不得不这样做。”

　　他谈到湖畔诗社的创立，以及“五卅运动”后，诗社里的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投身革命，而他却因胆子小被诗友劝阻。冯对他说：“你从小娇生惯养，吃不起苦，万一被敌人抓住，恐怕会经不起严刑拷打，还不如远离革命，独善其身。”诗人很幽默，他说自己从小被灌输活命哲学，父亲教育他，人生在世命是第一位的，命没了就什么也没了。也许是他受其影响太深，因此“文革”之初，他敏锐地感到风声不对，就毅然从北京工作单位返回杭州，悄悄在一所普通的民宅隐居下来。或许正是这样，他才免于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后来还谈到其所著的《李杜研究》《诗歌原理》，以及他喜爱的《蕙的风》。而谈得更多的，是他正在整理的《汪静之文选》和《汪静之诗选》，编撰的《历代诗选》，以及准备出版的《蕙的风》续集。他欣喜地告诉我，新编的《六美缘》诗集稿已送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到时一定送我一本。当他得知我即将去北京进修新闻系课程时，他高兴地送我一本新版的《蕙的风》，还认真地在上面签上了他的名字。

　　1996年5月，我第三次拜访汪老，那时他已95岁了。诗人一见我就笑眯眯地说，他的《六美缘》不久就可以出版。我连忙向他道贺，同时还将发表在香港《镜报》月刊以及其他杂志上的几篇对他的访问记请他指正。谁知他一听就嚷嚷：“你发在《镜报》上的文章，不知是谁从香港给我寄过来了。”

　　他还谈到了自己对于诗歌的一些看法。他说，诗人写诗不从实际出发，连自己都不知在表现什么，怎么能让民众喜欢。诗歌惟有让民众看得懂才会被接受、喜欢，才有它生长的土壤。诗人说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生活中远离功名利禄，只求平心静气地为人为文，只有诗才是他的生命。他笑着说：“如果诗稿被毁了，我也就没命了！”

　　话别时，诗人约我明年春暖花开时节一起去看西子湖畔的纪念馆。他热情地缓步陪我出门。望着诗人伫立在路旁挥手告别的情景，我期盼那相约的日子早点来临。

　　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不久，我便得知诗人病重住院的消息。自然我很想去看他。但是终于没去成。没过多时，我收到了浙江作家汪静之先生治丧小组发来的讣告。在悲痛中，我向汪老的家属发去唁电和挽联。

　　在杭州龙驹坞殡仪馆里，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前辈诗人。他已安详地躺在冰冷的玻璃罩里了。我在他身旁深深鞠躬，并摄下诗人安详的遗容。我的思绪随着忧伤的乐曲，似乎与逝者的灵魂作最后一次交谈。我仿佛看见诗人那爱的灵魂正在聚合、分离、升华，飞向人间，飞向蓝天，飞向遥远的天国。

　　不久，我收到了由汪老之子汪飞白代为签名的《六美缘——诗因缘与爱因缘》一书。翻阅之下，感慨良多。此后，我也曾赴安徽绩溪寻访过他的老家，但终因得知被拆而未果；也曾去过位于西子湖畔的“湖畔诗社纪念馆”，那里却早已成为商家的领地。我心怀不甘地移步至二楼，只见室内只有一张圆桌和几把椅子，根本不见往日湖畔诗社纪念馆的踪影，已经被改为饭店。询问之下，饭店服务员掀开墙壁上紫红色的帷布，我这才赫然窥见帷幕下诗人依旧流露着的纯真的微笑，想不到诗人的形象和他的诗友们竟然被世俗的铜臭味遮蔽，禁不住黯然神伤。感慨之下，我拨通了一位友人的电话。不料，他却在电话那头说：“帷布能够掩盖住诗人的脸庞，可谁能遮住他和他的湖畔诗友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发出来的光芒？”

　　诗人走了，他一生追求真善美，他的心犹如孩童般的纯真、珍珠般的晶莹。我相信他去的会是一个充满爱的乐园。在这个万籁俱寂和特殊日子的夜晚，我翻阅着几篇记载汪老的访问记，翻阅着他生前寄给我的几封信和数十张各个时期的照片，翻阅着几张与诗翁的合影，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这篇短文，表达我对这位尊敬的诗人的深切的怀念。(王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