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称谁为“妄人”

　　早在1945年，郭沫若于重庆出版他的史学大作《十批判书》时(即“文革”时期毛泽东警告郭“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十批》)，尚能对不同意见有所容忍并设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证据和说明，以证实自己创造的学说之铁证如山，牢不可破。

　　到了1950年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郭氏在《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专门写了一篇《蜥蜴的残梦》，公开向董作宾等人发难。此前，董作宾于1947年访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期间写就一篇《自序》，明确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其中一段说道：“殷代不是创造文字的时代，我们就不能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殷代的社会背境。……我们不能据字形说‘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云云。

　　针对董的观点，郭沫若在《残梦》一文中毫不客气批评：“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否定了。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自此，董作宾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彻底断绝，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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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45期岳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