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报告文学的发展概述：路，还要继续走下去！

　　从日据以来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首揭大旗，摇旗吶喊，在理论和实践上不遗余力地为报告文学催生的人是反帝左翼作家杨逵。

　　在暗夜中开路的杨逵

　　一开始，杨逵的写作就表现了他一生贯彻的文学倾向。1927年9月，在日本大学艺术科夜间部苦学的21岁的杨逵在东京记者联盟机关志《号外》发表处女作《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怎么办才不会饿死呢？》。此时 ，日本的工人运动蓬勃高涨，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和组织活动也随之发展并于1928年走向高潮。殖民地工人家庭出身的杨逵，就是在这样的文学思潮下展开了写作。然而他并没有在纯文学的世界停留太久，就在处女作发表的同时，他应台湾农民组合之邀返台，从事实际的农民运动。

　　1929年10月，日本陷入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再加上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日本军部和右翼带头展开煽动“满蒙危机”和鼓动战争狂热的大规模宣传，企图把民众生活上的困窘和社会不安引向战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到高潮期的台湾反帝民族运动，遭到了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杨逵先是带着妻小落脚高雄寿山脚下，“当了一年多的樵夫”，并在生活“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之后，完成了几篇小说，寄给担任《台湾新民报》(日刊)学艺部客座编辑的赖和，于1932年5月19日刊登了《送报伕》前半部。

　　1934年10月，《送报伕》入选东京《文学评论》第二奖(第一奖从缺)并全文刊登。29岁的杨逵成为殖民地台湾登上日本文坛的第一人。然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转入低潮，有组织的活动陷于停顿状态，杨逵仿如一匹孤独的野狼。11月5日，《台湾文艺》创刊，杨逵当选为编辑委员之一。他认为，《台湾文艺》最基本的目标是开拓及建设台湾的文学，因此，“必须有能力使反映台湾现实的作品在质上有所提升，量上有所发展。最重要的，首先是要在大众之中培育作家，并且唤起成名作家对台湾现实的注意”。

　　1935年11月，因为他的“有关编辑事务”的想法“从未出现在以往的杂志上”以及《台湾文艺》的编委会“无法运作”，杨逵终于退出《台湾文艺》编辑工作。12月，他另组“台湾新文学社”，创刊强调文学的社会性与大众化的《台湾新文学》，宣称要“以台湾新文学的开拓与建设为共同追求的目标，尽最大的努力，把各种出版物推广到大众中间”。

　　从1937年起，为了促使台湾新文学的思想和内容更提高，“即物”与“即实”的技巧更得到锻炼，杨逵于是改变策略，另辟新路，提倡报告文学的写作。2月5日，他首先在《大阪朝日新闻·台湾版》发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4月25日，接着又在《台湾新民报》发表《报告文学是什么？》；6月15日，又在《台湾新文学》第2卷第5期发表富于理论指导性的《报告文学问答》一文，强调“文学艺术绝不是雕虫小技”，作家太着重技巧会“使文学窒息”；文学的生命，在“思想与内容”；因此，提倡报告文学可以使日据下的台湾新文学“从窒息性的表现技巧”中得到解放，因而“报告文学是(进一步)开拓台湾新文学时根基牢固的一种文类”。

　　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殖民地台湾进入最黑暗痛苦的历史时期。杨逵对报告文学的摇旗吶喊，终因《台湾新文学》的被迫停刊而没有得到回响，更没有收获到具体的创作成果。日据时期殖民地台湾的报告文学运动尚未展开也就结束了。

　　试写身边实在的故事

　　抗日结束后，台湾文学界终于有人呼应杨逵提倡的报告文学了。

　　1947年2月5日出刊的《台湾文化》第2卷第2期发表了刘捷的《关于报告文学》一文。可真正的实践者还是杨逵。他在《新生报》副刊关于“台湾新文学建设”的论争中重倡写报告文学。11月12日，《台湾力行报》日刊在台中创刊，应邀主编每周一次的“新文艺”栏的他，随即把握机遇，鼓励文艺青年撰写“反映台湾现实而表现着台湾人民的生活思想动向的有报告性的文字”。以“人民的作家”自许的他也积极整理、发表台湾民谣、童谣。

　　此外杨逵又大力推动人们写“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能够使人们“感奋、高兴、愤慨、伤心”的“实在的故事”。这次号召终于获得文艺青年的响应，产生了两篇未成熟的“实在的故事”；杨逵也为这两篇来稿写了评论。然而，随着杨逵的被捕入狱，这一波正待起步的报告文学运动又再度夭折了。

　　游走在现实的边缘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伴随着“乡土文学论战”的胜利，作为文学运动意义的报告文学写作，终于以高信疆主编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及苏庆黎主编的《夏潮》杂志为基地，重新出发。其中，高信疆通过《人间》副刊设立的“现实的边缘”栏目，宣传和鼓励文艺青年写作报告文学，尤其起到引领风骚的作用。于是，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海，关心现实生活的思潮，产生了一批新的报告文学写作者和作品。

　　然而，诚如“现实的边缘”的规定，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作者们对其所描写的生活现场的惊诧和兴奋之情，多于深入的研究与理解，有时甚至沦于对“岛内的异国情调”的猎奇。因此，“乡土文学论战”主将之一的唐文标也极力呼吁说，报告文学“也是一种社会的历史，反映了民间现实的忠实记载，它是横切面式的呈现人民的希望，但也全面的向世界作透视”。

　　在特殊的时代和历史的客观限制下，这一波的报告文学写作，终究无法在短时间内，产生具有“深刻倾向性和改造论”的报告文学作家。陈映真认为，这样的局限性反映了此一时期展开的报告文学写作面对的两个难题：理论的缺乏和没有可供学习的典范性作品。

　　回到民众生活的现场

　　到了80年代，台湾社会长期发展、积蓄了各种矛盾，面对这样的时代，陈映真于1985年11月创刊了结合报告文学与报告摄影的《人间》杂志，作为回应。他说，《人间》杂志有两条编辑上的思想，一是“以文字和图像为媒介，从事对于生活的观察、发现、记录、省思和批评”，二是“站在社会上的弱小者的立场，对社会、生活、生态环境、文化和历史，进行调查、反思、记录和批判”。在这两条编辑方针的主导下，以《人间》杂志为基地的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在陈映真领导下，蓬勃展开了一个新的报告文学与报告摄影运动。

　　总的来看，刊行47期的《人间》杂志的报告文学作品，“开始有了鲜明的倾向性，也就强化了作品内容对于主流价值的批判立场”。《人间》杂志的报告工作者，经常是民众生活斗争现场的介入者。从内容上看，它所触及的社会面向不再只是“现实的边缘”；因而它所报道的题材也就包括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矛盾。因此，台湾的报告文学，在《人间》杂志的作品出现之后，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乃至于在这样的基础上，带动了往后纪录影片的热闹发展。

　　从历史的原点再出发

　　1988年，高信疆在一场专题演讲中就刻意提到：“如果报告文学缺乏价值观的选择的话，言论便变得模棱两可、莫衷一是，无法为这个时代定出指标，或是控制作品的质量。”然后他又忧心地指出：“关于报告文学这一门功课，其实十多年以来，可说是盛极而衰……许多文学明星在报刊、杂志中瞬间出现又消失；很多过去坚持此一行业的人也纷纷转业。因而出现上一代与下一代工作者之间的断层现象。”

　　果不其然，随着《人间》杂志1989年停刊，到了90年代，只有个别零星的写作者与不成熟的作品，“只有鸟(自然写作)没有人(社会矛盾)”、更谈不上问题意识。台湾报告文学的发展，似乎又倒退回到历史的原点。因此，我们需要像杨逵那样的文学野狼，敢于忍受孤独，在荒芜的森林中逡巡，找回旧路，从而呼聚成有战斗力的狼群，继续前进。(蓝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