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2月14日08:02 孙伟科　计文君

　　茶馆：对话的场域

　　用茶馆这样一个具象的空间，来表达“对话的场域”这一略显抽象的概念，似乎还不算太糟糕的选择，因为道地的中国茶馆，一定是众声喧哗的。如果要再生动一点，这个茶馆应该有个名字，它只能叫其香居。

　　沙汀的其香居茶馆，显然没有老舍的裕泰茶馆有名——裕泰茶馆有名到了甚至连自己的字号“裕泰”两个字都显得多余，很多语境下，只需要茶馆两个字，人们就明了其所指了。这两座中国现代文学版图里的茶馆，某种程度上象征性地标出了它们各自东家的“身份、地位”。老舍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方阵”里的作家——不同文学观念倾向下的第一方阵构成很可能有所不同，但老舍应该是必选项之一。而沙汀，正如写《沙汀传》的吴福辉在《沙汀传·后记》中所说的那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非超一流作家”。故而，其香居茶馆也就不是超著名的茶馆了。

　　毕竟，其香居从诞生那天起，就是独特的，岁月荏苒，无论热闹还是寥落，它始终存在，迎接着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版图的目光。我不愿意采用一种“我看其香居“的姿态来解读沙汀，哪怕我满怀敬意，用尽溢美之词，那也未必就是真正的尊重。

　　也许，真正的尊重是平等地对话。而真正做到对话，又谈何容易。吴福辉在写完《沙汀传》之后，不无感喟地说：

　　传记面对逝去的一切人、事。应当尊重历史，言之凿凿。但是逝者如斯夫，尽管是已经流逝的史迹，它仍然处于永久的“变动”之中。传记并非绝然建筑在对象物的凝固不动上面的。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不习惯诉说一个鲜活的人，表面是要待盖棺论定(即凝固)深处，去把握永恒不变的一般的道德概念。在论辩时，运用，或许正想随心所欲地打扮历史……说写一本见血见肉的传记，谈何容易！

　　那么，面对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和一秒钟前的人物行为方式、感情心态，一个传记作者的态度只能是开放的、科学的和现代的。我追求今人对永不停止的历史运动的充分理解。我期望能与历史“对讲”。

　　这包括让沙汀和他的同时代人“原原本本”地表现，也允许我“平等”地解释他们。

　　人物传记与回忆文章，作者对传主抱有平等的对讲态度，才是尊重。书写者相对于被书写者，拥有绝对的权力，肆意歪曲和歌功颂德，只是不同向度的粗暴蛮横。文学关注的是具体历史境遇中的具体生命，鲜活的个体，作家如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首先应该被当做个体，一个具体地生活过的人，爱过，恨过，快乐幸福过，痛苦迷茫过，战斗挣扎过……

　　曾经有一个名叫杨朝熙的四川安县人，出生在清德宗光绪三十年；这个人的生命结束于公元1992年。人们更多的时候，用“沙汀”两个字来称呼他。这是一个跟着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中国历史共同起伏跌宕的生命个体，他曾经是儿子、丈夫、父亲……曾经是大少爷、学生、激进青年、作家、左翼作家、新民主主义革命者……曾经是西南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吴福辉写《沙汀传》的时候，还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对讲”的可能性。因为沙汀还在世，很多历史亲历者还在世，吴福辉的“平等”更多地是对自己说的，要面对真实历史，不必有“为尊者讳”的学术勇气——据说，沙汀为了最大解放吴福辉的写作，在全力提供资料、配合采访的同时，郑重向传记作者保证，绝不读一个字。然而此时，在沙汀去世2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说起“对话”，只能是比喻意义上的了。

　　今天的我们只能面对文本去阅读沙汀了，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他的传记、他的论著、别人以他为对象的论著……这些文本自身，文本与文本之间，文本和历史、现实之间……构成重重叠叠的对话关系。我希望这篇文章，本身构成一个对话的场域，因为这是以沙汀为主题的文章，故而，它应是其香居茶馆。

　　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说着……

　　在其香居茶馆里，说着，沙汀……

　　留在文学史上的信

　　首先该说一说的，是沙汀、艾芜与鲁迅之间那组留在文学史上的著名通信。

　　1932年年底，沙汀这个笔名和他的第一篇刊载小说、第一本集子同时诞生，因此，沙汀是1933年中国文坛的“新人”。然而在1932年，他和艾芜这两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给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学的领袖级人物鲁迅，写去了一封信。

　　沙汀和艾芜的去信以及鲁迅的回信，成为不容忽视的20世纪的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在这组被命名为《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里，沙汀和艾芜提出的问题和表达的困惑与小说选材相关：

　　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画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的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这须得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

　　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没有遭遇到类似“题材的困惑”的，几乎没有。沙汀的困惑里透露出他对“意义”的焦虑——他希望他的创作对时代是有意义的，是关乎这个时代的大潮流的。事实上，在去信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个时代的大潮流是有自己的判断的，那就是底层民众的反抗与社会革命。他想描写这个大潮流，然而他熟悉的却是“小资产阶级的青年”。

　　“能写的”和“想写的”之间有错位，不对接，几乎是所有作家命定的问题。如何使得两者之间顺利对接、弥合，最终合二为一，其实是小说创作中的根本性难题，其间的复杂性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更没有哪位高哲巨匠能给出一个既定的答案。一种带着几分宿命色彩的题材论颇能得到作家的认可：归根到底，一个作家只能写他能写的东西，而非他想写的东西。

　　这样的观点自有它片面的深刻性，当代文学史上不乏作家为了拓展写作题材，下农村去矿山进部队，以种种形式“深入生活”却创作出的“浅显作品”，完全可以为这一观点做注脚。而且这样的题材论背后的文学观念，似乎更加尊重文学表达的个体差异性，同时也更加尊重文学超越功利的特殊性。在这里我们不做非此即彼的判断，就让这种说法和当年困惑着的年轻沙汀做一次对话吧。

　　1932年的沙汀和艾芜都太年轻，吴福辉在《沙汀传》里这样揣度这封信，“信的内容和语气都耐人寻味。两人都还不是‘左联’成员，还没有真正发表过作品，了解文艺主要是靠读出版物。他们不是没有看法，在文艺见解上，他们已经十分接近鲁迅，但仍需要通过别人来证实自己。”

　　我也相信，沙汀和艾芜的困惑是真的，然而从鲁迅那里得到鼓励比得到答案，对他们刚刚开始的文学征程，显然意义更大。

　　鲁迅正在病中，先写来一封短信，说明自己抱恙，容后再详回来信。果然，鲁迅写来了一封相当长的回信，在信中，鲁迅说：

　　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都还有存在的意义。……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鲁迅的回信，用心良苦。他自然不会不负责任地盲目鼓励后学，但也没有直接指出两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几乎无法给出简洁明确的答案。鲁迅非常严谨地给出了可能的道路，“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看似简单平实的话语，却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也许只有先从“能写的”中间严格选取可以深入开掘的题材，才有可能在“深”之后求得“广”，从“能写的”出发，最后抵达“想写的”。

　　这只是一条可能的道路，可能走得通，可能走不通……所以，“能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样的话里有着巨大的诚意，只是却不能永远这样，“不可苟安”四个字里也有鲁迅某种不能言达的担忧。

　　我不知道1932年时的沙汀，到底理解了多少鲁迅的意思。年轻必然带来某种意义上的天真，当天真遇上了经验，某种意味深长地错位和误读也是必然的了。不管正解还是误解，沙汀和艾芜都获得了巨大的鼓励。的确像沙汀、艾芜在信中说的那样，“目前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便会影响我们终身的”。

　　20年之后，沙汀在《纪念鲁迅先生，检查创作思想》一文中，沙汀依然非常真诚地思考着关于创作的意义的问题：“这篇东西对人民革命事业是否有利？它将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怎样一种作用？”

　　此时的沙汀，已经是个自觉地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来要求自己的成熟作家了，他认为自己“是在拿鲁迅先生的创作做挡箭牌，用来保护自己的弱点，并没有认真体会他的创作精神”。

　　沙汀没有苟安，他追着时代朝前奔跑，或者被时代挟裹着踉跄前行……沙汀的背上，也许一直背负着鲁迅担忧的目光。

　　正格小说及其他

　　20世纪30年代，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文学一个“黄金时代”。做小说，显然是件时髦的事情，当年自然也不乏“潮人”，大家都忙着做起小说来了。于是社会上，“在文艺书籍中，销数居第一位的，是创作小说和‘小说作法’、‘文艺描写辞典’之类”。茅盾在这篇名为《小说作法之类》的文章里，对当时的文艺书籍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市场分析报告。对于茅盾的这份报告的支持数据来源，我们也不必深究，但至少从市场反应来看，整个中国社会正在以巨大的热情拥抱着小说这一文体。

　　沙汀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走上了中国文学舞台。他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自己的“立足点”。他不是赶时髦，更不是要作“略有小名”，就“去而之他”的轻薄文人，他的文学出发点是严肃的，郑重的。

　　沙汀曾经将自己的一篇小说《俄国煤油》送给鲁迅看。鲁迅看后，对这篇小说的评语是“顾影自怜，有废名气”。

　　这样的评价，肯定让当年的沙汀非常失望。废名的小说，沙汀是读过的，他对鲁迅的评价理解得相对简单，所谓的“顾影自怜”，应该是自己有意无意地描写了跟自己境遇相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决定不发表这篇稿子，并且否定了自己原本计划的系列描写知识分子小说的设想。

　　沙汀也许是被“废名气”三个字遮住了眼睛，竟然忽略了鲁迅在信中另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主要看“作者所站的立场”，而不是看写什么题材。然而就是这样的阴差阳错，沙汀写出了《法律外的航线》这一组小说。

　　作为1933年的“文学新人”。沙汀的创作成绩很显眼。他的小说，被认为“从皮肤到心脏都是新的”，是独特而无法模仿的。也有的说他代表一种新写实主义的路线，还有的说他是用报告文学的手法写小说。虽然批评的声音也有，但是，中国现代文学还是热情的拥抱了沙汀。

　　1934年7月25日天津《大公报》上，刊登了一篇萧乾写的不算大的文章，题目就叫作《小说》，后来这篇文章被现代文学研究者称为走出“初期中国小说”的宣言。在这篇文章里，萧乾将靳以、张天翼、穆时英、沈从文、巴金、沙汀的小说与“经西洋文学熏染而现代化了的初期中国小说”做比较研究，指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拥有了崭新的特质。

　　其实自新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的小说家在创作的同时，也在积极建构着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在这一时期，很多小说家本身也是文艺理论家。虽然市场上良莠不齐的“小说创作法”之类的出版物遭到了鲁迅和茅盾的嘲笑，但真正有价值和有建树的小说理论著作也有数十种。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塑造人物为中心的写实小说已经成为普遍达成共识的正格小说，重视典型性人物的塑造，重视典型环境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沙汀的《在祠堂里》、端木蕻良的《鸶鹭湖的忧郁》，为这样的小说理论提供了正格的文本依据。

　　然而文学如同花木，虽然可以被修剪、塑形，但它依然在追逐阳光吸吮雨露时旁逸斜出地抽枝展叶，无论什么样的格子，它长着长着，总有那么一些枝条要出格。

　　在20世纪30年代“出格”的中国小说大致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朝外看，向当时世界文学中的现代派小说借鉴，接着这股潮流，例如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小说”；另一个方向是向内找，对于前期泛泛的“欧化”不满，向中国小说叙事的传统回归，以老舍、沈从文的创作为代表。

　　文学的历史评价常常是吊诡。沙汀的小说创作，和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一起，开始摆脱幼稚、走向成熟。或者说，正是“沙汀们”在艺术上的追求和努力，才使得中国左翼文学摆脱了新文学革命之后的幼稚状态，走向了成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正格，他们成为新的传统，构成了相当一段时间内文学史的主体部分，得到了最为肯定的评价。而那些“出格”的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亚群落，蛰伏在文学史的边缘。随着文学史的不断重写，“沙汀们”的位置开始被研究者们不断做着调整，蛰伏边缘的“非正格”小说家得到的评价同时在不断提高。当初让沙汀避之不及的“废名气”，如今却在很多研究者眼睛里有了别样的意味，废名、师陀、沈从文等小说家的文学价值不断得到挖掘。

　　多元化的文学观，无论如何也是一种进步。一如对话怎么都要好过独语，更不要说万马齐喑的一言堂了。何况，“正格”与“出格”，本身也是一种在对话甚至争吵中的不同声音，把“正格”奉上神龛是荒谬的，但把“正格”妖魔化也同样是荒诞的。我们可以把玩废名的“坟逐月圆”的清丽诡谲，流连沈从文“边城”的绝尘之美，为张爱玲的红白玫瑰心醉神迷，但我们似乎也不该充耳不闻其香居里的争吵声，祠堂里幽暗凄厉的哭泣……

　　乡土四川

　　沙汀引起文坛的瞩目，是1933年，然而他却认为，“1936年才是我的年。我写出属于自己的地道的四川故事，我的文学算有了落脚点。”

　　故乡对于作家，就是文学意义上的母亲。一个作家可以不写故乡，但是却不能没有故乡——就像一个人不能没有母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他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求学英国，使用英语写作，文化身份上，他是一个失去故乡的人，然而作为印度裔作家，他的文学生命依然扎根于故乡——印度。更不要说，有的作家一生都在描写作家的故乡，如福克纳，如莫言。

　　作家与故乡的关系，同时也是复杂的，鲁迅和沈从文，他们在文学中安放故乡的位置，显然并不相同。沙汀的文学生涯，是在离开故乡之后开始的。离开故乡，书写故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的共同点，只是沙汀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作家如沈从文、师陀、废名等人不同，故乡于他，不是远方，不是彼岸，不是田园诗，不是理想国……依旧是残酷的铁血现实！

　　每当沙汀的忧愤情绪，被酷烈的乡土生活所激发，往往产生悲剧性极强的小说。根据他的传记资料，《在祠堂里》是为《文学界》创刊号赶写的。这个故事沙汀在故乡安县听到了一个轮廓，没有多少细节。“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十几年，居然在故乡还会存在将妇女活活钉入棺材的“人吃人”的现象，使他感到窒息。如果不把它写出来，简直会把他闷死。他设置了地方军阀统治的环境、人物的身份。洗衣婆的女儿嫁给军阀部队的连长，却要追求爱情的自由。虚构的地点“祠堂”，象征着封建礼法的支柱。他又一次运用最拿手的侧面描写，让祠堂周围邻人，来“感觉”事情的过程。环境、气氛的描写，成了作者感情发泄的外延，叙述的语气反而冷峻、平静。沙汀式不动声色地讲述惊心动魄内容的独特小说语调，已见端倪。

　　这篇小说当年得到周立波的高度评价，被推崇为中国文学的一种新成就。如今重读，会感到小说的主题、题材、艺术手法，都相当“老套”——历史发展就是这样，时间总会把“新成就”变成“老套”！但里面浓郁的川北生活气息、声闻在耳的对话，使得这篇小说超越了时间，拥有了时刻鲜活的艺术品质。

　　这是故乡的恩赐！

　　《沙汀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描述了沙汀在创作思想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单用一些情节、一个故事来表现一种观念、一种题旨的方法，是已经被他抛弃的“创作观念”。他现在已经克服了“不安和动摇”，建立起描写自己的乡土，要采用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暴露和讽刺的现实主义来进行创作的“自信”。

　　经过这番总结，他的新的乡土讽刺的有力作品，在创作思想上已无障碍，快孕育成功了。

　　于是，沙汀写出了短篇小说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汀后来回忆《在其香居茶馆里》的创作，“听来的故事就那么一点点，被摆在小说的最后，用来点题。虚构的是几个人物争吵的过程，一次不可开交的吃讲茶场面。这一定是在一个乡镇的茶馆里进行！想象中那是安县的西南乡，桑枣、秀水一带的样子，叫它回龙镇。茶馆定名‘其香居’，却是综合所见各种乡镇茶馆的情形的。每人有每人的与身份相称的茶座。尊贵的客人一进来，人人抢着喊‘看茶’。闭起眼睛也想得起来那种氛围。”

　　烂熟于心的小城镇和它的茶馆，听得到茶馆里的人声，闻得到里面的气味，一个个故乡的头面人物争先恐后地跑到沙汀的笔下来争吵了！

　　《在其香居茶馆里》写的很快，也很成功——但它只是沙汀更为重要作品的预演，他的内心酝酿着更为巨大、气势磅礴的叙事冲动。这时，沙汀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回故乡去。

　　他回到了四面是山的故乡，迎来了一生只有一次的创作高潮。

　　关于《淘金记》的创作，吴福辉这样对沙汀说：

　　这样一个瘦瘦小小的人，有勇气钻回故乡的山沟，一钻就是十年，而且相信这样荒僻贫瘠的土地有无穷的文学矿藏，连历史都感觉惊讶。他的抉择需要以后的时间来证明，他显示出一种成熟，一种远见。你能说他是碰巧成熟的吗？你描写地狱，却走入地狱。在中国最黑暗、最贫困的地方，你几乎被“活埋”，却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

　　沙汀回答：

　　这块乡土有我童年、青年时代如许的回忆，有我的父老兄弟，重要的是我能获得新的艺术创造力。

　　让我们一起回到《淘金记》完成的那一时刻，安静得聆听沙汀那一刻内心的百感交集：

　　改完了《淘金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字，是1942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他放下稿子，像卸下一副重担，迈出后门爬上了玉洞山。睢水关静静躺卧在脚下，展开它的肢体，在一山与一水之间。能看到自家的高门楼院落升起的清烟。玉颀和孩子们是不是起来了呢？街上的茶馆该坐上喝早茶的市民了吧。这里也有它的涌泉居和畅和轩，茶馆内外充满机趣的方言俚语，带着自足、自信的铿锵高音，雕刻刀一般犀利和能使被表现的事物骤然凸起。但是这个他最亲近的社会是如何恶浊啊！

　　苦难与幸福

　　一个生命历程几乎横跨整个20世纪的中国人，必然饱经苦难——无论怎样的出身、背景，也逃不出历史的大运去。

　　沙汀自然如此。离开故乡之后，物质上的困窘一直纠缠着他，这也本是文人的常态。抗战结束后，他的情形也并未好转。我们从几封信中更可以看到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1946年3月27日致巴金：“局势日非，家庭负担日重，我也许永远要做乡下人了”。

　　1947年7月7日致巴金：“我近一两月的情形，颇为不佳，穷病，以及其他，逼得人情绪很坏”，“本年生活特别艰窘”。“我的病，依旧是胃神经痉挛，似乎较前尤甚。为保护老本钱，暂时决定休息数月，再事写作”。

　　1947年8月3日还是致巴金：“心绪却很沉闷，有时且几乎近于麻痹！”“内人又将分娩”。

　　沉重的家庭负担加重了他的精神困境。他不断地给巴金、以群、艾芜去信，催促尽快出书，查询版税，成了这些信件的主调。如果再不弄点稿费，怎样养活那即将出生的第六个孩子呢？

　　写作一方面是“书愤”，一方面是“稻粱谋”，但这些还不至于立刻危及生命，更要命的来自政府的追捕。

　　四川省政府1947年对他下通缉令：“缉拿归案，就地正法，以烟匪报闻”。四川省保安司令部1947年发出的通令：说他“飘忽于康定、川西北一带，假借亲戚之掩护，准备在安县睢水一带建立根据地”。

　　同是这个保安司令部，1948年编发的《一周匪情综合通报》云：“奸匪杨子青，即沙汀”，“近在睢水活动”。

　　他在故乡得到了亲友的庇护，最终度过了长夜梦魇般的半囚徒半流亡的日子，终于解放了。然而更多地苦难还在后面，只不过是换了向度。《沙汀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对于家乡的人来说，他等于出山做官了，纷纷来寻他谋事。萧崇素、何成瑜先后进入文艺处和川西文联。解放前“保护”过他的睢水乡长萧文虎、永兴乡长熊仁卿，也跑到成都来找他，却被他劝说回去。后来多数的“保护人”被镇压了。特别是秀水的谭海洲，据说枪决前游街，还念着他的名字骂。

　　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沙汀还将承受更多撕裂内心的苦难，他将不断地批判自己也批判他人，与自己争吵也与别人争吵，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直到年华老去。他对后来者说：“只有‘过来人’才能体味甘苦。对于新的时代，我们这一辈人是‘忠实’到情愿改变自己去适应它。”

　　这种“忠实”，甚至到了他被囚禁起来时，都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犯了罪”，甚至连一丝一毫“自绝于人民”的不忠想法都没有。命运接下去会峰回路转，苦难似乎就要结束了，然而衰老跟着也就来了。

　　在绵延不绝的苦难中，沙汀却也是幸福的，至少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幸福的。即使到了晚年，沙汀依旧以巨大的创作能量写出了《青坡》《木鱼山》《红石滩》三部长篇。很多老作家在新时期之后，也想追回失去的岁月，然而写作却不能仅靠意愿和毅力就能完成的，因此对于作家来说，还能写作，就是一种幸福。虽然此时沙汀拿出的作品，得到了高下不等的评价，但对于他来说，评价已经不重要了，他在完成历史赋予作家的叙事使命。

　　在《沙汀传》结尾处，作者这样概括沙汀：

　　他的使命是写红石滩土地的昨天。他完成了这个使命。作为作家，他没有太多的个人天才，他是时代的天才。风云际会，他有幸成为一个最早的忠诚的左翼文人，现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把中国宗法农村的没落、农业文明的终结，与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世界文学模式完好结合的作家。他的艺术生命在故乡，源于川西北，终止于川西北。他是个有强烈乡土意识、社会意识和造型意识的四川地方志的形象叙述者。

　　沙汀也许认可这样的概括，也许不认可；也许为这样的命名感到骄傲，也许多少会有一些遗憾，不过没关系，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对他的一种解读，肯定还会有别的声音，别样的解读……

　　如同那座争吵声不断的其香居茶馆——写争吵是沙汀的绝活，各种话语在交锋。沙汀一生都在问自己：作品对时代有何贡献？有何助力？如果他面对我们的时代，作为作家的他，又能站在哪里呢？

　　我们的穷人是市场的穷人，我们的底层、是收入分配的底层。在一个制度化、世俗化、市场化的社会里，穷人的苦难，只能是分配和再分配这样的经济问题，是社会福利和个税起征点问题，是政治民主、法律完善问题……一旦开启了合理化进程，一切不过是时间问题，我们只需要不断完善各种制度，为更多人的福祉设计更为完善的制度，在此过程中，新闻记者可以随时发言，小说家如果不想撬行，那说什么是有意义的？

　　沙汀，会怎么回答呢？

　　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说着……

　　在其香居茶馆里，说着，沙汀……(孙伟科  计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