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色彩与人生哲学——艾芜与许地山的“对话”

　　艾芜1904年生，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代表作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初版于1935年，是典型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许地山1893年生，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代表作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初版于1925年，是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代表性作家之一。二人时间上相隔十年，又分属不同倾向的文学团体，但某些因素却将他们的创作联系在一起，使人可以从中发现其小说文本之间某种互文性，或曰对话关系。这些因素就是其上述作品的异域色彩和对人生哲学的探讨。

　　艾芜和许地山一样，开始发表小说时都是28岁，《南行记》和《缀网劳蛛》结集出版时它们作者的年龄也相仿佛(艾芜31岁，许地山32岁)，但他们各自的心态却有不同：艾芜《南行记》体现出的，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青年人不断探索进取的精神，许地山小说给人的感觉，却是历经沧桑、饱受忧患的人面对痛苦难以自拔时，精神上寻求解脱之道的中年心态。

　　许地山出生于台湾，幼年时因父亲反日活动而举家迁至大陆，经历了家国之痛。就在发表处女作《命名鸟》的前一年，其爱妻病逝于赴京途中，给其精神以重大打击。年龄尚在青年的他遂有了中年人的悲苦心态，认为“生本不乐”。他试图从宗教思想中寻求精神痛苦的解脱之道。所以，以缅甸为背景的《命名鸟》和以南洋为背景的《商人妇》《缀网劳蛛》都以妇女的悲剧命运为关注焦点，有的作品表现出消极避世的思想倾向。《命名鸟》中的缅甸女青年敏明面对爱情挫折看破红尘，感到人间爱情的反复无常。她认为纵然她与加陵终成眷属，也难保欢爱永在，于是最终选择了投湖自尽。她厌世的原因，主要是为逃避终极意义上的人生之苦。《商人妇》《缀网劳蛛》里的主人公惜官与尚洁不再厌世轻生，她们不论是被丈夫抛弃转卖，还是被丈夫砍伤放逐，都选择顽强地活下去。许地山说他的创作是要为“唤醒国民求生底法螺”，“指导群众一条为生而奋斗而牺牲底道路”。惜官与尚洁不论是否宗教徒，都有教徒般的人生哲学：在前者是对于“苦”与“乐”的独特看法，即“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的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时是苦，回想时是乐。”在后者则是其“蜘蛛哲学”，她“在无论什么事情上头都用一种宗教的精神去安排”，不去管以后的命运、最终的结局，只是尽力而为，勤勉地去做当下应做的事，并从中寻找生命的价值与人生的乐趣。后来《春桃》里的主人公更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坚韧的生存意志和独特的人生态度。

　　不知道艾芜早年是否被许地山表现异域风光的小说所吸引。我们推测他看过许的作品，当非虚妄。据作者自述，他在省城师范学校学习时，《小说月报》是他最喜欢读的书刊之一。他在省立师范学校读书的时间是1921—1925年，此时许地山的《命命鸟》与《商人妇》等作品已在该刊发表。艾芜的成名作，也是他给人印象最深、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是《南行记》以及《南行记》初版八篇之外其他南行题材的小说。艾芜1925年的离家远行，逃婚是一个原因，更主要是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使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更精彩。他最终选择经云南去缅甸，除了经济的考虑，恐怕对边地生活与异域风光的向往与好奇，也是重要因素。在普罗文学逐渐占据主流的1930年代，《南行记》首先以其特有的异域情调引起文坛注意。

　　虽然许地山小说也以异域情调著称，但《南行记》与许地山异域传奇小说在创作方法上有很大区别：他不是用自己某种既定的人生哲学去启示、引导或安慰读者。对于这时的艾芜来说，正确的人生哲学正处于探索寻求状态，他是在用自己的眼睛、头脑甚至脚板去发现并逐步获得的。而且，在漂泊生涯伊始，他并未准备终生从事文学创作。他本来是想通过半工半读，钻研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文学是他的业余爱好。在继续求学无望的情况下，才选择了文学。他说自己那时“对文艺的认识不足，以为这是无足重轻的，也不愿怎样苦苦地去研究”。直到后来有一次看电影，他“从此认清了文艺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原〈南行记〉序》，《艾芜文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朋友沙汀的鼓励劝勉下，才立志把文学当作自己终身的事业。而一旦确立志向，他对于文学事业就表现出自己的忠诚。在与沙汀联名给鲁迅的著名信件里，表示：“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所以，在步入文坛之后，他虽然加入了左翼行列，却并未完全接受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模式，仍坚持对于人生的独立思考与不断求索，他最早的作品一开始还因此而被左翼刊物退稿。他的南行题材的小说，便是这种求索的记录。

　　《南行记》在双重意义上是一本“在路上”的书：它写的是漂泊中的作者在由滇赴缅途中的所见所闻，同时也展示了作者对人生意义、人生哲学的探求历程。这种探求在这本小说集中用的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在写于1963年的《〈南行记〉后记》里，艾芜曾说：“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我写《南行记》第一篇的时候，所以标题就是《人生哲学的一课》。”这些南行作品共同关注的焦点，是那些对于当时的流社会来说处于边缘地位的各种化外之民、法外之民的独特生存状态与人生哲学。其中，有几篇主要表现作者自身经历的，如《人生哲学的一课》《在茅草地》，它们表现作者本人探寻人生真谛的身心历程；给人印象更深的，是那些重点展示边地特殊职业人物生存状态及其人生哲学的小说，最典型的是《快活的人》《荒山上》《月夜》《森林中》《山峡中》《我的旅伴》《山中送客记》《偷马贼》《私烟贩子》《寸大哥》《我们的友人》等。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写法外之民生活的有《水浒传》。在艾芜之前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穆时英的《南北极》写的法外之民远不如艾芜南行小说中的人物那么亲切、真切、细腻，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虽多是化外之民，但主要还不是法外特殊职业者。是艾芜首次那么贴近地让我们了解了那些人的生存状态，并真实可信地揭示了其内心世界。

　　《荒山上》与《私烟贩子》的主人公，信奉的是冒险者的哲学。前者写一个很讲道义的强盗。他很坦率地对“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你只看见那些乡巴佬，一天就是吃饭困觉做活路。其实呢，世间上倒有好些人总想古里八怪地过日子，愿意碰见许多料不到的事情。就是突然有人打背后来捏颈子，也比整天打呵欠活下去安逸些！”《私烟贩子》中的陈老头，也道出了冒险生涯的乐趣。他对比喜欢乱奔乱跳的马和老实的牛的不同待遇，还讲述自己运私烟过关时的心理与其中的乐趣。他对朋友讲义气，舍得花钱去探望狱中的同伴，认清了“钱这种东西，你攒它做啥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不以自己所干的行当为耻，反认为：“倒是你恭维我是卖灵丹仙药的陈大善人，捧我是做过县长的陈大老爷，我却要羞得钻狗洞了！”《山峡中》的老头子，讲的是强者的哲学：“要是心肠软一点，还活得到今天吗？……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偷马贼》中的老三因做贼而被打，他不但不掩饰，还惟恐别人不知道，因为职业偷马贼在这里都受到某种程度的敬畏。他总结出的是“钻裂缝”的哲学：既然这世界没有给他们这种人留下容身之地，那么他就要寻找世界的裂缝，坚决地钻进去，还要把这裂缝“捶得更开些，更宽些！”而《快活的人》里的胡三爸的生存哲学是勤快主动、不断适应变化着的形势，乐天知命。

　　虽然艾芜笔下这些人物是土匪、强盗、小偷，许地山笔下的惜官、尚洁和春桃等是良家妇女、贤妻良母，但他们也有其共同点，就是顽强坚韧地活下去的生存意志以及随遇而安的心理调节能力。这可以看作艾芜在与许地山对话时对后者某些方面的认同，可以看出二者的共识之处。然而，作为后起的作家，面对“影响的焦虑”，颠覆和反叛是他们寻求创新的主要方式。艾芜《南行记》与许地山《缀网劳蛛》所表现生存哲学的最大不同，就是一个是主动进取，一个是被动适应。

　　作者在作品中关注和表现的焦点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他的人生哲学及其探索与思考的过程。我们知道，艾芜在漂泊中屡屡落入生计维艰、食不果腹境地，并非完全由于被迫。漂泊是他的主动选择，作为青年人，他不甘寂寞，不愿被束缚在故乡偏僻角落过平庸生活，想要在漂泊流浪中开阔视野，认识世界，让自己的生命力得到尽情释放，满足自己本性当中探索和冒险、追求生命自由境界的需要。艾芜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曾透露出他选择漂泊的心理动因。小说《玛米》写于1962年，写的是一个傣族少女对“我”的单恋。小说写“我”没有接受她的爱情，是因“我不想老早就结婚，要像鸟子一样，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不应该自己把一个石头吊在脚上。我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丢弃了那个可能吊在我身上的东西。”这虽然是小说，但里面的“我”应该说是和作者非常接近的，甚至这篇也可以看作作者的自传(张效民的《艾芜评传》就把它作为史实写了进去)。艾芜以其他人物为主人公的南行小说，也屡屡表达了类似的人生观。读了这类作品，读者可以感到，作者对那些喜欢冒险、勇于反抗者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哲学，基本持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有时候，作者就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七指人》里的清如和尚说：“你想一个年轻轻的小伙子，怎能老闷在家里，不死不活地过下去呢？”《偷马贼》里的老三对“我”劝告：“老弟，老蹲在一个地方，会发霉呀！去找找裂缝吧！”《寸大哥》里的主人公也说：“我做客做够了，多蹲下去会生病的！”这类作品还突出表现了这些冒险者生活中独有的乐趣。那位初学偷马被打的老三，并不感到悲伤痛苦，“在他身上升腾起了强烈的争生存的欢乐感情，是用不着任何人的怜悯的。”私烟贩子陈老头充分享受冒险生涯紧张后的刺激与欢乐，他说：“你一做，你就觉得那里面味道大得很，酸甜苦辣，样样都有！”他还对人描述冒险途中景色怎样美，萤火虫如何好看，丝毫不为自己将来的病与死担忧。寸大哥由于脚伤不能再赶马了，但他无比怀念赶马生活中篝火旁野营与同伴间互相唱和的趣味，还说：“我们一群赶马人的快乐，你是想都想不到的。”

　　不仅对于现存的国家法律和道德体系，即使相对于1930年代及其以后以社会批判姿态出现的左翼意识形态话语来说，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异端色彩。起码它不是规范的“普罗”话语，甚至也不同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表现下层民众生活的“血与泪的文学”。我们当然也可以从中搜寻出某些反阶级压迫或反帝讯息，比如有些篇章讲了旅店老板对雇工的剥削利用，缅甸的英国殖民者对当地汉族老板和傣族妇女的盘剥或侮辱。但南行系列小说中成就最高、给人印象最深的那些作品，其主旨却不在此，而在于表现某种生存哲学，肯定生命力的张扬。《七指人》实际表现的就是自然生命力的不可遏止。另外，被郭沫若称颂的《松岭上》结尾处关于“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更年轻的一代人的身上的”的观点，是对中国封建社会以来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叛；作者为自我实现而离开父母远行，甚至20多年不回家探视，正与上述观点相关。

　　这些南行题材小说虽然主要以作者亲身经历为依据，并没有虚构理想人物，但大多数论者仍认为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是因作者选材的独特奇特，二是因作者并非客观冷静地讲述，而是将自己的倾向旗帜鲜明地表现在作品中，如他自己所说：“我也并不是平平静静着手写，而是尽量发抒我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的。”(《南行记·后记》)他对于那些冒险哲学、强者哲学、“钻缝子”哲学持理解同情态度，但在小说中明确表示并不完全赞同：他终于没有去贩私烟，也看不惯老头子、野猫子们的残酷，认为跟随他们“并不是另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他更没有去做偷马贼。虽然他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学的是人必须先吃饱肚子、处世需要奋斗，但他向往和追求的是真正的光明，不是苟且偷生。对于寸大哥，作者同情的成分似乎更多些：尽管他不愿困居一处，但决不为赚钱多而贩鸦片，也不去盗马，因为他不肯与过去的伙伴们为难。不过，对胡三爸式的快活乐观，作者既有所肯定，更表示出怀疑，结尾安排了他的横死，批评他“活得糊里糊涂”。其实，胡三爸的随遇而安哲学，未尝不和许地山笔下的尚洁惜官春桃们有些相似。只是青年艾芜始终持积极进取、崇尚反抗的人生态度，使他不可能接受这种哲学。《快活的人》可以看作与许地山小说宣示的人生哲学的一种对话，或是对于许作的艾芜式回答。

　　艾芜一辈子都有一种漂泊情结，这反映出他对于人生的探索，始终处于进行时态。(阎浩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