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行走在他乡与故乡之间

　　艾芜三次南行，1925年、1961年、1981年，纵跨半个多世纪，对漂泊的神往、对流浪的眷恋、对行走的渴望，是艾芜终生的情结。南行是艾芜人生最销魂的事，成为文学之根。因为南行，成就了南行记系列小说，以他乡情调为文坛关注。而故乡是挥之不去的，回望家园，描写岷沱流域，故乡系列小说以展现蜀地文化为特色。艾芜的艺术之旅就在他乡与故乡之间。

　　行走他乡的人生寻找

　　艾芜在《我的青年时代》中说到南行：“仿佛一只关久了的老鹰，要把牢笼的痛苦和耻辱全行忘掉，必须飞到更广阔、更遥远的天空去一样”，“才能抒吐胸中的一口闷气”。南行之前艾芜以诗明志：“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南行是艾芜为了摆脱蜀中沉闷、痛苦的主动选择。这就决定艾芜在“长风”吹拂下要去寻找一个与蜀中“牢笼”式的生活根本不同的人生境界，以填补蜀中人生的缺陷。《南行记》开篇艾芜安排《人生哲学的一课》，绝不是随意的。南行是艾芜的大学，从中接受了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1943年，艾芜在《漂泊杂记》改版后记中自述到，他写漂泊生活，只写使他心神向往并感到留恋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山间刚刚冒起的玫瑰朝日，是抹着晨光朝露的丰饶原野，是将他带到新鲜地方的平坦旅途，是引起他高声呼啸的林中歌鸟……因为这一切都使人感到自由而且快活。“自由而且快活”，也许就是南行之旅，艾芜寻找的人生境界。在《我的旅伴》中，抬滑杆的老何、老朱对萍水相逢的“我”关心备至，时时处处替“我”着想，两颗金子般的心映照出世道的险恶与不平。正是这两位靠出卖体力谋生的人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留着他们性情中的纯金，作为我的财产，使我的精神生活，永远丰饶而又富裕。”滇缅边地的人际关系更接近原生态，简洁，单纯，讲义气，重然诺，慷慨豪爽，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热爱自由。艾芜将“文明世界”设置为背景，专注于描写在奇异的环境中为生存而挣扎的各色“粗人”、“野人”，挖掘他们在无望的挣扎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性，以及他们放浪于奇山异水的“自由”与“快活”。

　　艾芜对“自由”与“快活”的推崇，其实是对专制的社会秩序，对安分、顺从的国民性格，对分等级、明尊卑的儒家观念的否定。《南行记》描写的边地是一个众生平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等级秩序、身份系统被全部消解，人与人之间没有贵贱、尊卑、优劣、高低、贫富之分，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朋友，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生死、患难、甘苦大家一起度过。《荒山上》中的人“四海为家，银子钱，大把大把的，合着朋友使，日子过得比皇帝老哥儿还受用”。边地世界人与人平等相处，摆脱了等级意识、身份观念的纠缠，像大自然中的一群飞鸟或一群猴子，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艾芜对荒山野岭充满了深深的挚爱之情，对其间散发出的原始蛮力心醉神迷。凶险的高山、凶恶的江水、险象环生的峡谷、阴森恐怖的丛林，是边地人生存的自由空间，他们尽力施展自己的本性，展现出最本真、最原始的生存状态。这样的人生可以“滋补”老化、柔弱的国民肢体。

　　1915年，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疾呼“兽性主义”：“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陈独秀进而反思道：“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穹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穹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这样的绝决之言，旨在召唤一代青年生出“兽性”。艾芜是吃“五四”的奶长大的，他从家乡新繁步行到成都读书，后来毅然南行漂泊，显示出对“兽性”的推崇。当其在行走中遭遇时代大潮冲击圈外的粗人、野人、蛮人，艾芜“发现”了他们身上特异的人性光彩。他乡系列作品自始至终浓墨重彩描绘被社会抛出了正常轨道的一个特殊群体，诸如扒手、小偷、强盗、偷马贼、流浪汉、盐贩子、私烟贩子、赶马人、抬滑竿的……他们都没有“正式”职业，属于“另类”群体，其谋生方式并不符合“正道”，按照“文明世界”的说法属于“不务正业”、“道德败坏”、“违法乱纪”、“为非作歹”。艾芜极力表现他们刚健、坦荡、洒脱、率真、讲义气、重然诺的性格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慷慨豪爽、原始自然的品性。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艾芜“以自由生命的意识平视南国和异域野性未驯的奇特男女，使之在蔑视现实的圣教伦理和官家法律中显示出一种大写的‘人’的尊严。”他们原生态的“真”反照着因儒家文化而形成的习惯性的“假”；他们内心深处的“善”消解着外在形式的“恶”，或者说他们有“恶中之善”。艾芜以边地“另类”人生书写完成了人生的寻找。

　　回望故乡的精神还乡

　　1925年夏天艾芜南行到云南后，曾经写信给父亲说，他要在他乡流浪十年之后，才能转回家去。1935年，十年过去了，艾芜没有如约归家，还打算在外埋头苦苦用些年功夫。虽然这样决定了，但对故乡的思念，却没有静息下来。于是，便决定把位于岷沱流域的故乡的景色人物，移到纸上，代替回乡。至此，艾芜开始书写回望中的岷沱家园。

　　如果说，他乡小说体现的是艾芜的寻找之旅，那么故乡小说则体现的是艾芜的精神还乡。《春天》是献给父亲的书，饱含着艾芜对家人、故乡的深情。小说里的自然环境、自然景物，悉如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甚至可以说就是艾芜幼年时代生活的新繁县与彭县连界一带的写真。艾芜每读一次，儿时的记忆总是浮现在眼前，很像重归故乡。在《〈春天〉改版后记》中艾芜深情地写道：“《春天》里面那条小河，对我是有着最愉快的回忆。二三月间，日暖风和，家家妇女都到田野里面去摘龙须菜的时候，祖父却要我在半暗半明的屋子，苦读四书五经，那种闷气，真是令人难受。好在他老人家喂有一些鸭子，常常放在小河里面，怕它们浮游去远，总每天上午叫我出去看视一次。在读了诘屈聱牙的《书经》或者讨厌的《礼记》之后，晴光朗人的原野，开花发绿的，又展开面前，真使人快乐得想学树林中的小鸟一般，飞了起来。”对故乡景色的痴情其实是精神还乡的表现。艾芜长在川西坝子乡村，从小就在清流场、新繁城、九尺铺、彭县城一带游玩、上学、赶场，优美的自然景色、淳朴的乡风民俗曾经让他迷醉。艾芜漂泊滇缅他乡，举目都是异乡风情，反而增添了他的乡愁。在缅甸仰光艾芜写下诗句：“回首岷沱的故乡，/泪滴在异国的湖上。/但愿将朽的皮囊，/丢在慈母的墓旁：/冷寂的幽夜呵，/化作点点萤光，/减我慈母的凄凉；/芳春来临呵，/化作朵朵花香，/让我慈母好徜徉。/回首岷沱的故乡，/泪滴在异国的湖上。”人在异国，身心都愿回归岷沱的故乡。事过境迁，漂泊不在，归乡之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春天》之前的《端阳节》，其副标题为“某乡风俗记”。艾芜似乎完全沉醉在少年时代的回忆里，连家乡风俗的细微末节都历历在目。如此的记述正体现出艾芜精神归乡的思想情感倾向。

　　《春天》是献给父亲的，父亲却在1945年病故了。是年艾芜住在重庆南温泉乡下，和位在岷沱流域的新繁老家隔得不远了，一种怀念家乡的心情，油然而生，刘老九及其周围的自然景色，又像梦似的显现出来。艾芜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提笔把两年前在桂林开了头而没有写成的续篇《落花时节》一气呵成了。对于艾芜来说，父亲是他的“精神导师”，恩重如山。幼年时他曾三度当父亲的学生，接受了父亲的言传身教。但长大后，他执意南行，20年没有回家！故乡的一切全部凝聚在父亲、母亲的身上。父亲走了，维系自己和故乡的情感纽带割断了，千般思乡情，万缕思乡绪，催生了怀乡之作《落花时节》。回望故乡系列作品中情感最真挚，思想最深刻的要算《我的幼年时代》。艾芜以小孩子的眼光、口气和心情来叙述，汤氏家族移民的苦难史、艰辛的创业史、家族的盛衰史、川西坝子秀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乡风民俗、童年的生活趣事、多彩的民歌民谣、生动的民间故事、通俗的说唱艺术，一一道来，像摆龙门阵，句句吸引人，字字含深情。饱经离乱，已过不惑之年的艾芜，回望那个久违的家，对故乡、对亲友的眷恋之情汩汩流出，让人感动。故土是艾芜的精神家园，剪不断文化血脉。故乡系列作品充分体现出艾芜精神还乡的思想、情感倾向和回归精神家园的价值选择。

　　他乡系列作品专注于描写滇缅边地的奇异人生，表现各色“粗人”、“野人”、“自由”、“快活”的生命形态，反映了艾芜不满于蜀中人生，寻找、追求新的人生境界的思想、情感倾向。而故乡系列作品钟情于描写故乡的山水人事、乡风民俗，对故土充满深情和眷恋，反映了艾芜漂泊他乡之后精神还乡的心路历程。

　　他乡与故乡之间的国民性思考

　　行走他乡，回望故乡，空间的转换与对比，让艾芜思考国民性问题。在南行过程中艾芜开始研究人，并形成了习惯。他在《缅甸人给我的印象》中说：“我到一个地方，总爱研究那些异乡人的性情的，而且把先前接触过的人，拿来两相比较，觅出他们的差异来。”在这篇散文中，艾芜记述到，在一次由克钦山脚的小田坝赴八募的途中，缅甸司机被林间的蝉声打动了，突然停下车子，跳到路旁林中，兴致勃勃地寻找鸣叫的蝉；在曼德里、仰光，街巷之间闲走的缅甸青年，经常是一面唱一面拍手；乘坐公共汽车的缅甸人，也从窗上伸出手来拍打着，喧哗喊叫着。对此，艾芜颇为感慨：“我觉得缅甸人是要比中国民族年轻些，孩子那样好玩的脾气，颇带得浓重的。”而中国人呢，总是庄重的、沉静的。即使最愉快的时刻，像过旧历新年，还是没有放怀纵歌，尽兴玩耍的狂态，反而弄得衣冠楚楚，文绉绉的。及至从南洋回国后，艾芜还是这样的感受：“回到中国来，就常常觉得周遭一切，太沉闷了，太古老了，年轻少壮的血液，总须得打上一针的。”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说，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它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与沈从文一样，艾芜也借文学给国民“输血”。

　　滇缅荒野山区是离儒家文化更为遥远的地方，在那里存在着纯正的蛮性和野性。边地处于时代大潮冲击圈外，边地人处于边缘状态。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者说被剥夺了生存权利，成为“野人”，复归到自然状态，无所顾忌的生命形态完全展现，成为反抗强权、野性不驯、蛮性十足的人物。《山中送客记》中的偷马贼大老杨唱道：“说荒唐来就荒唐，/不纳税也不完粮。/碰着官儿还要打他的耳光！/呵呵，到处都是我们的天堂！/呵呵，到处都是我们的家乡！”边地女性不守“温柔敦厚”的规范和“三从四德”的礼教，不受约束，不安本分，叛逆、倔强、泼辣、坚韧。这正是古老民族过于“儒化”的人们所缺乏的。《山峡中》中的野猫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是“狼奶”喂养出来的。她自小与“匪首”父亲魏大爷“在刀子上过日子”，学会了做强盗的本领。她的身上体现出未被“文明”污染的原始的蛮性、野性、天真和快乐。姜大嫂(《芭蕉谷》)、周四嫂(《一个女人的悲剧》)与祥林嫂(鲁迅《祝福》)、单四嫂子(鲁迅《明天》)、文嫂(柔石《二月》)、春宝娘(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的命运相似，思想、性格却截然不同。江南嫂子虽不知“书”却极为识“礼”，身上留有儒家礼法的烙印，思想、性格上患有先天性缺“钙”症，始终软弱，无力反抗。祥林嫂、文嫂都是被“守节”的礼教吃掉的。芭蕉谷的姜大嫂就不同了。她年轻时被田主奸污了，没有去跳井跳湖做烈女，却和丈夫逃到边地来，照样生活。瘟疫夺走了丈夫的生命，她和单四嫂子、祥林嫂、文嫂一样，都成了寡妇。她却以寡妇身份当起了旅店老板，不信“三从四德”，没有“从一而终”，而是再嫁三次。当她的女儿被奸污了，她开导女儿：“不要紧的，你心里丢开些！妈做女儿的时候，也遭过这样的事呀。……你看，我现在不还是活出来了？听我话，丢开些，有娘一块，你不愁没好日子的。”儒家文化稀薄的边地孕育出姜大嫂的“另类”品性。

　　艾芜是从自身的流浪经历、感受、体验中获得启示，展开国民性思考的，烙印上了深深的边地生活原色。在艾芜这里，边地异域的生活景象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本土文化的原形和老态。作为一个羁旅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之中的流浪汉，艾芜自然地从本土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出发，并以之为参照系、坐标点，来同异质文化进行比较。在两相比较中，艾芜探求自己的理想，寻找救治民族痼疾的药方。由此，艾芜冷静地剖析本土文化的种种缺陷与不足，在对比中寻求异质文化富有活力的新因素。缅甸人新春泼水节的快乐纵情与中国人旧历新年的庄重沉静形成鲜明的对比，艾芜始终觉得国内生活太古老，太沉闷，需要注入“年轻少壮的血液”。在《八莫那城市》中，艾芜感慨地说，一旦踏进异国的城市，起先是对不经见的东西，感到诧异，随后就开始怀疑并抛弃自家一些牢不可破的观念。比如中国人认为雄鸡在傍晚昏夜叫唤，便是不吉利，但一到八莫就完全摧毁了，因为那里的鸡，既不司晨，入夜还高声乱啼，是寻常已极的事情。“八莫给人以怀疑本国传统观念的精神，实是很丰富而又极其泼辣的。”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日常生活现象，经过艾芜的跨国界对比、跨文化思考，不再是两种习俗、风情的描绘，而是具有了理性的色彩。艾芜的思考让人想起鲁迅《论照相之类》《忽然想到·五》等杂文以及《狂人日记》等小说。不过，鲁迅是从家族制度和礼教的角度来剖析和思考国民性弱点的，具有一般作家不易达到的深刻性和尖锐性。而艾芜侧重从普通农民、乡间农民生活现象入手，在与他乡的对比中来剖析和思考，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张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