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路坎坷通天方

　　仲跻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深翻译家；2011年获阿联酋“谢赫·扎伊德国际图书奖之年度文化人物奖”；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国际翻译奖之荣誉奖”。译有《阿拉伯古代诗选》《一千零一夜》《泪与笑》等。

　　自1956年上大学算起，我与阿拉伯语言、文学打交道，至今也有半个多世纪了。其间，除了教学、科研，也零零星星地翻译过一些阿拉伯古今的诗歌、散文、小说……

　　读过阿拉伯历史或是阿拉伯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当年，中古时期，特别是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初期的文化、文学是何等风光，何等辉煌！它可与我国盛唐时期的文化、文学媲美。阿拉伯文化、文学源远流长，它承前启后：上承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迦南-腓尼基文明，下启欧洲文艺复兴。它贯穿东西：融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及其本身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于一炉，通过丝绸之路、香料之路，东接中国；通过西西里岛、安达卢西亚，西达欧洲。那时的阿拉伯语颇似今日的英语，是国际交流的通用语；求贤问业的学子也往往负笈云集于巴格达等地。中古时期的阿拉伯文化、文学曾让西方的东方学者们为之倾倒赞叹。近现代的阿拉伯文学在传承经典、借鉴西方的基础上，渐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发展。一些诗坛巨匠、文坛巨擘，在我看来，并不比西方的一些著名诗人、作家逊色。但长期以来，阿拉伯文学在我国的翻译、介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却都远不够理想。

　　我常常为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境况、地位感到不安、不平：长期以来，受“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人们提起世界文学、外国文学，似乎指的就是西方文学；许多冠以“世界”、“外国”的文学工具书、文学史中，东方文学不是只字不提，就是只是点缀；书店里琳琅满目的也大都是欧美文学作品。东方文学在我们这个东方大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东方文学的译介远不及对西方文学的译介。而在东方文学中，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又远不及对日本、印度文学的译介。

　　从阿拉伯文译成中文的工作虽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但只是翻译了《古兰经》部分章节和蒲绥里的《天方诗经》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绝大多数的中国读者对阿拉伯文学的了解仅限于《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的片段故事，那是部分学者在20世纪初从英文或日文译本转译过来的。茅盾先生于1923年从英文译的纪伯伦的几篇散文诗，冰心先生于1932年译的纪伯伦的《先知》(原著为英文)，是我国对阿拉伯现代文学最早的译介。多半是据英国学者约翰·德林克沃特的《文学纲要》编译而成的郑振铎(西谛)先生的《文学大纲》(1927)，在上下两册共约2200页篇幅里，对阿拉伯文学的介绍只占25页，算是当时我国对阿拉伯文学最全面、系统的介绍了。

　　解放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为了配合当时中东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了表示对兄弟阿拉伯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当时在我国出现了介绍阿拉伯文学的第一次高潮，翻译出版了诸如《埃及短篇小说集》《黎巴嫩短篇小说集》《阿拉伯人民的呼声》《约旦和平战士诗歌选》《流亡诗集》等阿拉伯文学作品。但这些译作多半是从俄文转译的，直接从阿拉伯文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则是凤毛麟角。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当年做教师的搞翻译似乎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是“追名逐利，搞个人名山事业，妄图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行为”，每逢政治运动一来，必定要受敲打，要深刻检讨，把自己臭骂一番才行。所以，我除了1961年毕业那年翻译了叙利亚一位女作家的短篇小说在《世界文学》发表后，直至“文革”，没再敢自找麻烦，自讨苦吃。

　　“文革”后，长时间的文化封锁禁锢使读者对文化、文学的需求如饥似渴，对外国(当然包括阿拉伯世界)文学的译著尤甚。因而，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了阿拉伯文学译介在我国的新兴。

　　为了打破“西方-欧洲中心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我国的高等院校，特别是师范院校的中文系开设了“东方文学史”课，1983年还成立了“东方文学研究会”。众所周知，阿拉伯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文学史”课的开设，引起教的人和学的人对阿拉伯文学的浓厚兴趣，这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

　　我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埃及开罗大学进修回国后，开始由教阿拉伯语言课转为教阿拉伯文学的。1987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我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任阿拉伯文学研究生的导师。在这种情况下，译介阿拉伯文学无论如何已经成为我一件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事了。

　　我常想起古代楚国那个为献玉璞被人讥笑、又被砍去双脚的卞和。他的悲剧主要在于所献的是璞，未经雕琢，难免被人误认为是石头。后经雕琢，成了璧，不就价值连城，为那个蔺相如成为英雄创造了条件吗？在我看来，阿拉伯文学也不啻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块瑰宝，我们要想方设法把这块璞雕琢成璧，献给中国人民。这种雕琢过程就是翻译。

　　歌德说过：“翻译家好比是热心热肠的媒婆，他们极口称赞那个半遮半掩的美人，赞赏她的姿色，以便引起人们对原著的不可抑止的思慕。”

　　这句话说得太对了。其实我早就想做一个热心热肠的媒人，将自己眼中最美心中最爱的两种文学竭力撮合，联姻成亲；竭尽全力，把璞雕琢成璧。

　　我最初是或独自或与同仁合作，译了一些小说，如黎巴嫩的《努埃曼短篇小说选》、沙特阿拉伯赛义德·萨拉赫的《沙漠——我的天堂》、埃及伊·阿·库杜斯的《难中英杰》《库杜斯短篇小说选》、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米拉玛尔公寓》《埃及现代短篇小说选》等；还译了纪伯伦的《泪与笑》《大地的神祗》等散文和《一千零一夜》的一些故事。

　　但阿拉伯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诗歌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史册与文献。它像一面镜子，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与社会现实。诗歌始终是阿拉伯文学的骄子：佳作珠联，美不胜收；诗人辈出，灿若星汉。在中世纪的世界，如同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可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相媲美一样，也只有中国的诗歌可与阿拉伯诗歌相媲美：两个民族的文学都以诗歌为主体；诗歌又基本上是抒情诗，都讲究严谨的格律、韵脚；诗歌的内容、题旨也很近似。当年阿拉伯诗歌在阿拉伯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周边国家、地区以及对西欧的影响，与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周边国家、地区(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影响极为相似。

　　我先是参与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工作，负责撰写阿拉伯文学史部分，后又先后独自编撰《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与《阿拉伯文学通史》，这就免不了要介绍阿拉伯的诗人、诗歌，但如果只是笼统地、抽象地说那些诗人、那些诗歌是如何如何好，却毫不引述人家的作品作例证，或是引述时将人家的原诗译得一塌糊涂，那岂不忽悠了读者也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我开始尝试阿拉伯诗歌的翻译。

　　译事难，译诗尤难，犹如戴着枷锁跳舞。阿拉伯语与汉语是世人公认的两种最难学的语言，故而，如果我说翻译阿拉伯诗是难上加难，这大概不能算是危言耸听，过甚其辞。诗究竟是可译还是不可译，译界历来有争议。我认为大部分诗还是可译的，只是觉得不好译，译不好。但如前所述，对于我来说，这却是推脱不了的事。我只能硬着头皮去译，且要本着自己在翻译时的一贯主张——“既要对得起作者，也要对得起读者”，即译出的诗句既要基本忠实原意，还要中国读者读起来像诗，有诗的味道。

　　诗歌讲究三美：意美、音美、形美，古体诗尤甚，中阿诗歌皆然。译出的诗歌既然想要让中国读者读起来也像诗，那就得按这个标准去努力，去衡量。据此，我译出了《阿拉伯古代诗选》，其中选译了阿拉伯古代130多位诗人的400余首诗。此外，还在上述的《东方文学史》《阿拉伯现代文学史》《阿拉伯文学通史》中译出不少引述的诗。我自信在翻译过程中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因此结果也颇令我感到安慰。

　　如译艾布·努瓦斯玩世不恭的咏酒诗：“酒袋摆一边，/经书共一起。/美酒饮三杯，/经文读几句。/读经是善举，/饮酒是劣迹。/真主若宽恕，/好坏两相抵。”“玻璃薄薄酒清湛，/两者相似难分辨。/好似有酒没有杯，/又似无酒在杯盏。”译艾布·阿塔希叶的劝世诗：“安在角落里，/乐把大饼啃；/一罐清凉水，/权当琼浆饮。/陋室虽狭窄，/幽然独栖身；/世外小寺院，/正好避世人。/依柱坐下来，/潜心做学问；/往事须反思，/亦可引为训。/胜似宫院中，/奢靡度光阴；/死后受惩罚，/身遭烈火焚。/此为我叮嘱，/谆谆且殷殷；/谁若遵奉此，/幸福享不尽。/劝君听良言，/悯世乃我心。”“人生在世皆会亡，/不分市井与君王。/纵然富有亦无益，/即使贫穷又何妨？”又如译伊本·鲁米描述一个清晨炸馓子老人的诗：“他坐那里颇疲惫，/不忍看他太劳累。/他炸馓子晨光里，/皮薄中空像芦苇，/锅中滚油何相似？/恰如传说炼金水。/面团如银手中出，/变成金网何其美！”这些译诗颇似我们传统的“五言诗”或“七言诗”。

　　但我在译诗时，绝不想削足适履，单纯为了追求“五言”、“七言”而以辞害意。因为有时诗句过短，意思表达不清楚，那就不如诗句长一些。如我译穆斯林·本·瓦立德的怨世诗：“他们既不清廉又不高尚，/纵然居于我上又有何妨？/烈火上面总是冒有黑烟，/尘土也常落在骑士盔上。”穆太奈比的矜夸诗：“活，不能碌碌无为苟活在世，/死，不能窝窝囊囊不为人知。/纵然在地狱也要去追求荣誉，/即使在天堂也不能忍辱受屈！”艾布·泰马姆的哲理诗：“真主若想宣扬不为人知的美德，/就为它安排好了忌妒者的口舌。若不是火能焚烧它近旁的东西，/沉香木的芬芳岂能为人们晓得？！”

　　当然，也不必每首译诗都要每句字数一样，长短一齐。如我译乌姆鲁勒·盖斯和祖海尔的《悬诗》，每首都长达100多联句，译成一韵到底已属不易，实在不能做到每句长短一致。

　　现当代的自由体新诗，外表看起来似乎长短不一，也不太押韵，但实际上还是很讲究音步、节奏，且有宽松的韵脚。阿拉伯好的新诗诗人往往都有深厚的传统古诗的功底，因此，译起来也要倍加斟酌，马虎不得。如译尼扎尔·格巴尼的情诗：“你数吧！用你两手的十指：/第一，我爱的是你，/第二，我爱的是你，/第三，我爱的是你，/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我爱的还是你。”阿多尼斯的咏志诗：“先生，我知道断头台/在等待着我，/但我是诗人，我喜欢髑髅地，/我崇拜火……”

　　虽是硬着头皮，我还是喜欢译诗的。译后总要反复读几遍，尽力让它琅琅上口。纪伯伦的《泪与笑》，原文是无韵的散文，我尽力把每篇译成有宽松韵律的散文诗，读起来更上口，更美一些。这大概与我自己自幼喜欢诗，并在中学时喜好朗诵有关。(仲跻昆)

　　译文

　　诗人

　　是连结现实与未来的一环；是干渴的灵魂掬而饮之的甘泉；是硕果累累的大树，长在美的河岸边，供饥饿的心灵饱餐；是夜莺，在语言的枝叶间鸣啭，令人击节称叹；是云霞，朝出天边，继而扩至满天，降下甘霖，滋润人生的田野，使百花争艳；是天使，被上帝派遣下凡，教人们懂得神的灵感；是油灯，光辉灿烂，黑暗不能同它较量，器物也无法将它遮掩，是爱神阿施塔特为它添油，是乐神阿波罗将它点燃。

　　他孑然一身，形单影只，以淳朴为衣，以温柔为食；他坐在大自然的怀抱，学习如何创造；人静更深，他却彻夜不眠，期待着灵感的降临；他是一位农夫，把心灵的种子撒在情感的园圃，于是五谷丰登，供人类收成、享用。

　　这就是诗人：他在世时，人们对他不闻不问；而当他辞别这个世界，返回天界故乡时，人们才懂得他的价值，知道他的身份。这就是诗人：他的气息好似云蒸霞蔚，使整个天际充满了蜃楼美景，栩栩如生，壮观、绚丽；而人们竟对他吝啬到使他得不到一块面包糊口，找不到一席地方安睡。

　　世人啊！要到何时，你们能用荣誉筑起宫殿，让那些用自己的心血去浇灌大地的人们住在里面？要到何时，那些牺牲自己最美好的一切，献给你们安宁与柔情的人们，能不再遭你们冷眼相看？世界啊！那些杀人凶手，奴役人民的暴君，受你尊敬，被你捧上了天；而对另一些人，你却视而不见，丢在一边——这些人让你在黑夜中睁开慧眼，教你如何观赏绚烂的白天；他们为了让你享受幸福，尝到甘甜，自己一生受尽了苦难，尝尽了辛酸。这种黑白颠倒还要持续到哪一天？

　　诗人们，你们是生活的灵魂。岁月虽然坎坷，充满艰辛，但你们却永葆青春，与世长存；虚情假义的荆棘没有刺伤你们，你们终于赢得了桂冠，永远永远地占有了人们的心！啊，诗人们！

　　                                              ——仲跻昆译纪伯伦《泪与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