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也是多数——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多样性

　　地域是关于少数民族研究绕不过去的话题，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繁衍、发展的地理空间和物质基础，还是民族在时间长河中形成的历史、文化、宗教、精神等非物质领域世界的集散地。由于历史、战争、灾难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远离中心地带的边僻之地，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更是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注定了少数民族在交通、经济、信息等方面的滞后。用我们今天惯用的CPI、PPI、GDP等指标来衡量，这不是什么好事。

　　然而，相对的滞后却也延缓了民族文化的过早衰亡，为少数民族诗人提供了养分。从这个角度说，它又是好事，也是少数民族诗人相对的优势。然而这优势在当下又不断发生了变化。每一个少数民族，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精神意识层面，都受到了自己民族以外的文化，主要是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锲入、颠覆。随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少数民族文化被淡化和覆盖的速度可能会越来越快，甚至最终面临消解的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不同时代的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来讨论我们的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也许更有现实意义。比如晓雪的《绿海》：

　　一排排椰子树，

　　像撑天的绿伞；

　　一丛丛凤尾竹，

　　像翡翠的喷泉。

　　茶林、胶林、果木林，

　　层层叠翠重重绿，

　　映绿了江湖雾霭，

　　染绿了春风云彩……

　　每一片绿荫下，

　　有多少串丰硕的果实；

　　每一丝微风里，

　　有多少种醉人的香甜！……”

　　这首《绿海》，开篇就用“椰子树”、“凤尾竹”、“茶林”、“胶林”、“果木林”、 “绿伞”等色彩鲜明、具体可感的云贵高原物象，为我们铺设了一道旖旎、多姿的原生态“绿地毯”，让我们在这浓郁的地域语境中，一边感受西南边疆风情，一边享受诗人对生存世界和生命体验的精到感觉、理解以及把握。地域语词在晓雪的诗歌中呈现出来的不再是既定名词的功能，而是复活的诗意生态，是拥有自己体温的生命。然而，通过地域物象来抒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稍不注意就会滑向轻薄的农耕式赞美或地域风光解说，剥去那些无效的言说，剩下的只是一堆僵硬的地域语词，使诗歌成为伪抒情的工具。显然，在界定此类少数民族诗歌写作的成败优劣时，我们绝不能简单地以地域物象为标准，这无异于荒唐与无知。而晓雪的这类诗写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参照。

　　再如，吉狄马加的《火神》：

　　自由在火光中舞蹈，信仰在火光中跳跃

　　死亡埋伏着黑暗，深渊睡在身旁

　　透过洪荒的底片，火是猎手的衣裳

　　抛弃寒冷的那个素雅的女性，每一句

　　咒语。都像光那样自豪，罪恶在开花

　　战栗的是土地，高举着变了形的太阳

　　把警告和死亡，送到苦难生灵的梦魂里

　　让恐慌飞跑，要万物在静谧中吉祥

　　猛兽和凶神，在炽热的空间里消亡

　　用桃形的心打开白昼，黎明就要难产

　　一切开始。不是鸡叫那一声，是我睁眼那一刹

　　吉狄马加善于将民族的生存、历史、苦难和个体生命对信仰、死亡、时间、神灵的理解、顿悟与预见融于一炉。《火神》一诗，他把“火光”、“深渊”、“猎手”、“寒冷”、“土地”、“太阳”、“黎明”等大量具有象征和隐喻功能的语词，植入刚健、悠远、辽阔、深沉、博大的诗句里，让我们“感受到远古，也感觉到现在，而且感觉到远古与现在是同时存在的”(艾略特)。我们还感受到了诗人独立的精神姿态，和魔场式的话语言说能力。吉狄马加的这类诗歌，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百花园里把民族记忆激活得十分有效、并同时渗透人类终结关怀较为成功的典型范例。其价值和意义，已经超越了“民族”，正向人类伟大的诗歌逼近。

　　还有朵孩的《杨正敏死了》：

　　是患病毒性脑炎

　　死的

　　她在贵医

　　住了半个多月

　　贵医救不了她

　　又转到遵医

　　住了半个多月

　　遵医也救不了她

　　她就死了

　　杨正敏死了

　　贴在教学楼大厅里

　　为她捐款的那张

　　倡议书

　　却还没有撕

　　这首诗选自宗仁发编选的《2006中国最佳诗歌》，如果隐去作者姓名和民族身份，只通过文本，我们能否与少数民族诗歌写作联系起来？显然，诗歌里的物象、语境、精神旨归、言说方式，都是彻彻底底的现代诗歌。它的作者恰好是贵州“80后”土家族诗人朵孩，他居住在黔东梵净山下的一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显然的是，作者的民族身份在这里除了标签作用，与诗写内容并无关系。这种现象，恰是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写作不能否认的一种存在事实：“80后”、“90后”写作者成长、学习、工作、生活的环境早已不再是本真甚至封闭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环境，而是被无孔不入的汉文化大语境所渗透甚至取代了，他们不自觉的被纳入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华夏这个大民族的公共圈子。

　　进入这个圈子，少数民族的身份意识就会越来越模糊，而表象里的那些所有民族文化优势实质上已经被遮蔽，看上去微不足道。看起来他们实在是毫无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诗路只有一条：将诗歌的想象力在大语境里打开，把个体的情感、意志、经验、精神和身体与当下融合，书写生命的真实体验，通过个体诗艺的锤炼从而获得更普遍的诗意存在。

　　但事实上，我们又会注意到，只要生活于相对广泛意义的“民族地区”，网络时代的年轻人如能将先锋姿态、文化自觉、现时境遇融洽得好，仍然会有可能从自身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隐痛和被现代文明撕裂的尖叫与眩晕中打开诗歌的翅膀，使自己的写作更多向、多维。这就使他们既能跳出自己的“少数”圈子，主动融入 “多数”写作，又能相对保持“多数”所没有或不具备的“少数”的特质。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写作还有另一种状态——母语写作，这是本源上的少数民族诗歌写作。但由于母语写作必须依靠翻译才能进入大语境的视野，然而翻译本身也存在语言的不对应和错位。因此用母语写作的诗人，虽然至今也没有一个数据对他们进行哪怕是粗略的统计，但肯定人数不少，还有待我们去发现、挖掘。由于母语写作在传播和认同上的局限性，当代运用母语和汉语同时写作的双语型少数民族诗人，同样也有很多。

　　因此，不管是吉狄马加和晓雪式的以民族为根基的写作，还是纯粹的现代性写作，也无论是母语或双语写作，都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多元景观，成为大语境下中国当代诗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创作群体而言，他们是“少数”，但从文本经验、价值、意义去考察，他们又是“多数”。(末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