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节选）

　　内容简介：

　　在作家刁斗这本随笔集中，作家以“生活中的想象”与“想象中的生活”两个向度，对文学与生活中的自己进行观察，从侧面打量几十年的人生，从背面铺开一个小说家的个人阅读史。随笔读来文字筋道，对坐长谈的意味强烈，别有一种越咀嚼滋味越深长的乐趣。其中写他父亲一生的长篇散文体随笔《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颇受文坛关注，并获得“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

　　小记一位文学读者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位女性，68岁了，叫谭华。我在文章题目里称她为文学读者而不是文学爱好者，是基于我对她阅读取向的历史性考察。我以为，那些被称作文学爱好者的人，即使没做过文学梦，没舞文弄墨地尝试过文学写作，也是些对文学有种与生俱来的身心需要的人，他们乐于无条件地借助文学读物徜徉于想象的虚拟的天地里。可谭华不是这样。虽然她在中学里当过多年语文教员，但以我那时对她的观察，教语文只是她的工作，那工作只与收入和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生词生字有关，与文学无关；她那时阅读文学作品，功利性太强，相当于为了晋升职称学外语或为了入党分房子给领导送礼。当然了，现在她已是一位标准的文学爱好者：热衷文学阅读，关心文学事件，谈论文学作者。现在，她每年阅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当下中国的小说散文新作，其数量相当可观，我敢打赌，至少比我供职的作家协会里许多专业文学工作者们会多出几倍。

　　但我仍想替她谦虚一下，只把她定位于一个文学读者而不是文学爱好者，我想，谭华不会责怪我的。几十年里，只要我不违法，谭华就从不责怪我，她对我的一切言行包括偶尔乱纪的言行都能宽容，因为她是我妈。

　　我妈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读者生涯，应该开始于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1990年前后，我爸的身体彻底垮了，疾病把他击倒在床上，我妈提前退休成了专业护士；而与此同时，我也结束了混乱的伪文学制造期，认认真真地写起了小说。在这之前，我妈阅读的大多是报纸和休闲杂志，她小书架上摆的也多是《 新编家庭医疗宝典》《面食制作三百种》《老年人生活知识大全》那类书。但“专业护士”工作使她空闲的时间多了起来，加之我的小说一篇篇发表出来，我总把发表我小说的文学杂志和收入我小说的作品集带给她看，她读小说的兴趣便日益浓厚。最初她只读我的小说，后来她会把整本杂志或一部作品集里的小说全都读完，对哪一个人的哪篇作品看好了，她还会跟我打听那人的情况，在以后的阅读中，有意识地重点寻找那人的其他作品。这习惯她一直持续至今。最初她的读书是单纯地看书，可随着我爸阅读能力的丧失，她的读书就真是“读”了，对别的作家她是读短文、选择某些章节读，而我发表的所有短中长篇小说，包括那些对话没引号过渡无交待的小说，她也几乎都给我爸读过。如今爸爸已去世两年，可妈妈“读”我作品的习惯还仍然保持着。

　　就我妈的阅读趣味来讲，我必须承认，她更喜欢的，是那些思想相对浅表、叙事相对陈旧、格调相对通俗的东西，多为武侠言情、历史戏说、反腐倡廉、写真纪实、现实主义冲击波之类；而就我妈的文学立场来说，我也猜想得出，在她视力所及的范围里，她对媒体的商业炒作和官衙的利益恩惠有一种充满世俗忠诚的迷信，她心里渴望的，肯定更是我能成个御用文人或流行写手，好去电视报纸颁奖台上当明星。但我妈的可爱之处在于她懂得如何尊重我的意志，最主要的是，她还更乐于改变她的意志以顺应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当她意识到我的小说是又一路东西，我喜欢的同行也是又一路人时，她能痛苦地改变自己的文学立场，艰难地修正自己的阅读方向，以实现与我的文学对话。其实我知道，虽然她早已由文学读者成长为文学爱好者了，但她最擅长的，却从来不是文学对话，至少不是与我进行文学对话：她的文学观念和好恶标准，与我的观念和标准经常距离很大，而她试图缩小这距离的努力，又往往会弄巧成拙。她本可以只轻松自如地和我姐姐和我妻子谈服装谈烹饪谈影视演员谈退休教师合唱团，不必小心翼翼地和我谈文学；可不行，在她那里，最庄严的问题只能是文学问题，最神圣的对话只能是文学对话。理由很单纯，她有一个写小说的儿子，她愿意像理解自己的生命那样理解儿子，更希望以某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心良苦的方式帮助儿子做点什么。她一般和我谈及文学话题，总要先揣摩那话题是否能对我心思，并且说的时候，还像个羞涩的女学生那么试试探探：是不是王小波这种幽默比××那种幽默好；残雪小说怎么写得这么怪呀；王朔的话挺在理的……如果哪个作家或哪本书大红大紫可我却不屑，即使她喜欢也不提，若提了，似乎也只是为了从我的评价中找到理论根据以完成自我否定。

　　我妈是个没个性的读者，在她那里，她的一切阅读判断都以我为准绳。我说好的东西，她需硬着头皮读也会点头说还行；我说不好的东西，即使刚读完时她赞不绝口，可一发现与我意见相左，她也会若有所思地说是没啥意思。但一旦涉及到我的作品，她的个性就显示出来了，即使我说不好，她也不听。我看挺好！她的评价毫不含糊，且不容争辩。如果要她在一本收有我小说的杂志或书里做比较性判断，她的评价同样果断干脆：你那篇最好。即使我把别的小说表扬出花来，她也只肯把它的排名列在我后边。可我又没法批评我妈是爱屋及乌或不够客观或心存私念，在得出结论前，她总会通读那杂志或书里的全部作品，而且她说得又严肃中肯，好像一点都不感情用事。有一次，她给我爸念我的小说，恰好我在场，恰好她念到一节涉及男女性事的文字。她顿了一下，不好意思地对爸爸来一句：你看你儿子写的。那时爸爸已经痴呆，既不会说话也不大可能听得懂妈妈的话，妈妈岔开一句，显然是为了消解性词语在母子间可能引发的尴尬。但我妈早已是我的文学朋友，我们应该无话不谈。我问她：妈，我写的性埋汰吗？果然我妈正色起来：不，你写得挺美。我说：有些人认为我写性太多了。我妈说：怎么没人说写做工写种地太多了？你觉得有必要就写嘛。我说：妈你真能接受我这么写吗？我妈说：我真觉得你写得美，不像有些人写的读着恶心；谁说你写得埋汰，那是他心里埋汰。

　　爸爸去世后，妈妈到北京姐姐那里住了一年多，那一年多里，由于姐姐无法给她提供新出版的文学杂志和文学书籍，她对当下文学的关注便只能通过阅读姐姐姐夫带回家的数种报纸来实现。每次我去北京看她，她都拿出一摞文学信息的剪报给我看，还对她接触过的我的文学朋友们的动向特别关心：谢有顺好像卷到诗人吵架的事儿里去了，不能不吵吗，都是写东西的人，都不容易；马原是去大学教书了吧，这可挺好，生活安定了，有单位开支了……那期间，她最重要的文学阅读是重读我以前出版的几本书，并且在电话里一知道哪本杂志又发了我的小说，就派姐姐去报刊门市部收罗购买。

　　我妈这个文学读者，几乎不读翻译小说，因为什么，以前我一直没想明白。照理说，她的阅读受我影响，而我向来是翻译小说的热情读者，她的兴趣应该与我保持一致才更对头。是写这篇文章时，我觉得我忽然想明白了，我妈确实只是文学读者，而不是文学爱好者，若有一天，我妈成外国文学的忠实读者了，那肯定是我改行做了翻译，甚至，我真改行去从事翻译，我妈都能不顾她已年近70，去从ABC开始学习外语。

　　还是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特意到我妈房间看了一下，看看最近她把我书架上的什么东西挪到了她床头。是两本杂志两本书。在这一点上，我妈与我保持了一致，她总是同时阅读几种读物。两本杂志分别是《收获》和《花城》，页码间的书签分别夹在皮皮的《所谓先生》和李洱的《花腔》上，我知道，《所谓先生》和《花腔》都是长篇小说；而那两本书则不是小说，一本是林语堂谈论精神生活的《信仰之旅》，一本是陈徒手关于1949年以后中国文坛纪实的《人有病，天知否？》。那后一本书，让我看罢心下一沉，那一瞬间，我似乎更理解我妈这个非文学爱好者的普通母亲为什么会成为文学读者了。

　　血缘

　　对我来讲，我的文学的精神生命与我的血肉的物质生命从来都是一体的、纠缠的。鉴于精神生命因其抽象难以言说，而物质生命比较具体易于表述的特点，在此我愿意将我的精神物质化，让我的文学履历涂上点血色，染上些肉味。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祖辈先人中只有姥姥一人了，我的其他三位亲人，分别是爸妈和长我3岁的姐姐。

　　我奶奶是个怎样的人，爸爸从没说清楚过，她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爸爸17岁读高中时，不辞而别地离家出走，除了当时接受共产党的影响教育，向往进步向往光明，是否还与他一直生活在继母身边也有关系，我不知道，这他没说过。他只说过，他的祖辈是由关里逃荒关外的穷苦农民，他家落脚吉林东丰后，到他爸爸这辈，靠个人奋斗才打拼成一个广有田产的富裕之家。我的爷爷他的爸爸，聪明能干而又节俭，没念过书却可以写对联，当了多年“东家”后，还坚持和长工一起下地干活，活计也干得又快又好。我爸爸在他家的四男三女七个孩子中排行第六，小他大哥20多岁，在他入团、入党、听从组织安排进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那几年里，他爸爸因为是地主被贫下中农斗争致死，他大哥因参加过国民党被政府枪毙，他自己则从17岁起再未踏上东丰的土地。我爸一生“搞马列主义”，先后在东北局讲师团、辽宁省委宣传部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工作。他懒惰笨拙，嗜烟贪酒，但思维敏捷，能讲善说，直至今天，在我接触过的人中，能将马列主义讲得那么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而又言之成理让人信服的，惟他一人。同时，他又是个谨小慎微、胆怯懦弱的人，述而不作，荒废才华，对世界对人生持虚无主义态度。罹病多年后，他死于2000年。

　　在我少年时代的许多年里，我与姥姥待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多，受她的影响应该不小。她本来是沈阳郊区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性格刚烈，小时即敢自己做主把家人给裹的小脚重新放大，但16岁时，由于她抽大烟的父亲败空了家产，带有半卖身的性质，她草草嫁到了做小买卖的我姥爷家里。我妈妈不足10岁时，我那挑担卖货的姥爷先遭日本人毒打，又被疯狗咬伤，不治而死。为了能吃饱饭，我姥姥顶着很大的压力，带着一儿一女把自己嫁给了沈阳城里的一个铁路工人。她没念过书，却把她的儿子我的舅舅供上了大学，而1979年去世时，她最惦记的，是几个月后我能否考取大学。我妈妈也是个姥姥那样刚强坚毅的女人，她沉默寡言，克己吃苦，虽然早早就离开校门去当童工了，却能边工作边自学、边学习边改变命运，一点点地，由工人而财务人员，由小学教师而中学教师。现在，或在沈阳和我一起，或在北京与姐姐一家，她心满意足地过着自己晚年的生活。

　　我和姐姐从小时起，就是很好的朋友，家中那些多半被爸爸注上“供批判用”的文史哲类书籍，让我们一同爱上了文学。在她下乡当知青之前，我们是一直较着劲进行“文学”写作的，但她也想过当画家和医生，不像我，第一志愿永远是作家。后来她受爸爸影响，更受时代的潮流裹挟，对研究马列主义发生了兴趣，考大学时自然选择了哲学。她大学毕业前写的关于孔子的“仁”的论文，在杂志上一公开发表，就获得了奖励，而她后来发表的分别比较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尼采学说的文章，都是颇多新意广受摘引的。好多年里，我们经常彻夜长谈。1989年底，我决意放弃其他，专事小说创作时，她说的一段话我一直记忆犹新：以你的聪明和能力，若干别的，只要往前走，你很容易就能吃到一桌美味佳肴；可献身文学，不论你怎么走，你吃到的也只能是个苹果，甚至连苹果都吃不到。我记得当时我的答复是：那我就宁可走到最后什么也吃不到。但岁月洗人，生活磨人，现在，我与姐姐这个优秀党务干部聊天时，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呀，还活在真空里……

　　其实我从来没活在真空里。我从少年时代即喜爱的文学，始终是充满烟火味的，它帮我获得了无数“及物”的快乐。区别只在于，29岁以前，我所及的物与大部分人及的物都无二致，明确地指向升官发财，而30岁以后，我对我需求的轻重缓急有了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我及的物，逐渐变成了一些虚有的东西：比如，与忙忙碌碌地升官发财比，我觉得自由自在地静思冥想更让我快乐。我这样说并不是矫情，也不是阿Q，如果在保证我能自由自在的前提下，再给我官升给我财发，我肯定会照单全收。我一点不傻，对升官发财有什么好处非常清楚，我看上去没为它们肝脑涂地，只因为它们在我的需求排序中没排名第一。姐姐认为我没把它们排名第一就是生活在真空里了，这是依从了她屈服于这个世界之后的逻辑，其实，在对不同事物的价值判断上，应该允许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在我看来，不论追求的是什么，只要不伤及无辜之人，又能享受到身心的快乐——肉体爽爽，精神如如——怎么打发自己都不算毛病。

　　这么多年，或者准确地说，从1990年开始，我就这样快快乐乐地栖身在小说的幻梦里打发着自己，直到今天，估计还会持续到我死去的那天。小说带给了我半分浮名，几许薄利，而最主要的是，它滋养了我这个人，让我多少有了一点诚实的品质与慈悲的情怀。我知道，从我出生起，我的几位血缘亲人就希望我做一个诚实慈悲的人，如今我大体遂他们愿了，我的姥姥、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不论已经离开了我的还是仍然陪伴着我的，一定都感到了由衷的高兴，尽管他们都不是我的小说同道，但他们肯定愿意与我一同感激小说。

　　(摘自《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刁斗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