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和邓小平：长期共事相知甚深

　　“刘邓之间难以放进一个顿号”，这是刘邓麾下的战地记者用形象语言概括的两人亲密关系，道白了刘邓难以分开的特殊历史现象。在《邓小平文选》(全三卷)收录的222篇文章中，只有两篇是纪念个人的，而且都是写给刘伯承的，这就是1942年写的《庆祝伯承同志五十寿辰》，1986年写的《悼伯承》，就像《悼伯承》中写的“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

　　其实，两人不仅是年龄，而且在经历、性格、爱好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之处。刘伯承生于1892年，年长邓小平12岁。按中国习俗讲，两个人相差一轮都属龙。后来的革命岁月印证：这是两条真正令中国人骄傲的威猛巨龙。在两人相遇之前，刘邓虽然都是四川(刘家乡开县现属直辖市重庆)人。但是，刘20岁时就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6年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所以，当16岁的邓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刘已是被誉为“军神”的“川中名将”了。而当邓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被誉为“油印博士”，于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刘也于1926年在国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人几乎同时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军事家的道路。

　　此后，1926年邓小平去了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刘伯承在1927年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于年底也到了莫斯科，进入高级步兵学校，随后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军事理论。1930年前后，邓等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和龙州起义。不久，刘也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此前，邓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任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可以想象得出，这时彼此之间已经有了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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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党史博采》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