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的转换与对峙

　　王祥夫短篇小说《颤栗》

　　《创作与批评》2012年第5期

　　王祥夫自称，他并不愿做“飞翔式”的作家，而更“喜欢草间的风霜雨露”。这种比喻式的陈述想表达的是：文学创作应该“贴着生活写”。他的短篇小说《颤栗》大概就是在这种明确的选择之下创作的。

　　小说的前半部分处处充溢着温情和善意，我们可能会认为，《颤栗》是一部关乎“善”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一辆陌生、凌乱的火车上，王祥夫首先描绘了一个充满温情和善意的情境——中年妇女抱着还没断奶的孩子上了火车，苦于找不到可以暂歇的座位。这时，一位老婆婆善意地向她招手，让她感到了安稳、温暖和感激。之后，老婆婆向中年妇女介绍了自己和身边的小男孩是祖孙关系，并让孩子叫中年妇女为“姑姑”。这样甜蜜而温柔的交流，让中年妇女“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孩子”，在心理上拉近了与祖孙两人的距离。之后，当她把自己的孩子兜在怀中去上厕所时，老婆婆热情地说：“把咱孩子给我”，但中年妇女还是带着孩子一起进去了。不过，老婆婆似乎并不放心，还是跟了去，守在厕所门外，口口声声说着“咱媳妇真不容易”，“咱媳妇在里边呢”。这场景在旁人看起来确实温馨——“人们都觉得她们是一家子，婆婆和媳妇”。此后，老婆婆的关怀进一步升级：抢着去打热水、主动要求给孩子喂牛奶、给中年妇女买来当做午餐的盒饭……同时，老婆婆不时地向中年妇女叙说自己的苦楚：她做过下乡知青，参加过知青创业队，当过乡长和副县长，不过，为了“响应号召”而错过了生孩子的最好时期，只得领养孩子……这些话使中年妇女“忽然就觉得跟眼前这个老婆婆就更亲了”。于是，她毫不设防地把自己家的情况一股脑儿都告诉了这位看似善良、和蔼、可亲的老婆婆。

　　然而，结尾处作家笔锋一转，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充满恶的现实情境之中。下火车之后的老婆婆理直气壮地抢夺中年妇女怀中的孩子，她对中年妇女说：“好了，就到这里吧，把咱孩子给我，让你累了一路”，“把孩子给我”，“还我的孙子！”……当然，老婆婆并非孤身作战，那几个自称是老婆婆儿子的男人也开始喊道：“快把孩子还给咱娘，还给咱娘！还给咱娘！”最不可思议的是，连那个号称孙子的小男孩也加入这场抢夺孩子的“战争”，他多次大声叫起来：“把我弟弟还给我奶奶，你这个大坏人！”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势单力薄的中年妇女倒成为了“恶”的代表，而老婆婆等人却是“善”的象征了。幸亏得到丈夫的声援，中年妇女才挣脱围困，才使得一颗被揪得紧紧的心松了下来。

　　毫无疑问，小说至此把读者带入了另一番天地之中，比起那些关乎“善”的细节，这些对“恶”的描绘似乎更让人惊心动魄，这些恶的代表人物——老年的妇女、中青年的男子、年幼的孩子——从不同的年龄阶段诠释了“恶”。这里所谓的“乱”比火车之“乱”所表达的意义要深刻有力得多。

　　王祥夫的《颤栗》取材于现实生活而又高于现实生活，小说从一个稀松平常的场景入手，却把这一场景写得风生水起，处处暗藏着伏笔。在这样一个反差极大的情境中，我们确实感到了“颤栗”。王祥夫的笔触多集中在底层，这些书写可能来自他的生活经历，来自于他的记忆。《颤栗》体现出王祥夫倾心于“底层”的色彩，更体现了他创作的“问题意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问题小说’始终保持着一份崇敬。因为，有些人都没有谈问题的勇气。怀疑、问题、质问，是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的必要前提。”王祥夫透视种种社会和文化变迁情境之中呈现的问题，从细微之处来把握时代的某一侧面，并以此深入到人性的深层真实。《颤栗》以强有力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表现出人性的复杂难测，实属可贵。(陈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