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诗人的箭

　　诗人吕约在今年推出自己的第二部作品、大众文化批评集《戴面膜的女幽灵》。如果说男批评家像刀锋，犀利而直接，那么吕约则更像是箭，精准而鞭辟入里。

　　吕约既是诗人又是资深媒体从业者，这为她的行文奠定了鲜明的风格：诗歌擅于用最简洁的语言与最精准的意象来描绘生活，吕约在文章里用诸多日常意象精妙的比喻了复杂现实，使评论文章产生了清晰又层次丰富的画面感。她对语言也进行了诗歌般的锤炼，像是有语言洁癖一般，省去多余的废话，这也是媒体从业者的素质，简洁的语言勾勒事件全貌，而远非某些学院派评论者的曲折、晦涩，因而让受众更迅速地接受了她所要传达的讯息。

　　在第一篇《老鼠的情书与狼的情书》中，吕约将卡夫卡喻为“老鼠”——他就像自己作品描绘的地洞里“恐惧与战栗”的啮齿类动物，活在犹太血统的阴影之下。不光卡夫卡的文章充满着无望的恐惧，连写给情人密伦娜的情书也是如此，布满了恐惧的深渊，吕约敏锐地发现这种恐惧源于强烈的占有性，而卡夫卡情书里所反对的正是占有对爱造成的异化。他宗教救赎般地敞开自己，将自身置于谦卑的地位，甚至为了维护爱的纯度不惜放弃这段感情。而苏维埃首席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则像只不羁的狼，在不伦之恋里也显得理直气壮，他将家庭关系视为爱情的束缚，认为秩序是对爱的摧毁，堂而皇之地过起了“三人生活”。吕约巧妙地通过“情书”这个题材，将两人并置在一起，指出两者身为巨大差异性的物种，却做了同样的选择：终身未婚，爱上有夫之妇。老鼠从下水管道里摧毁秩序，狼则用怒吼撕裂秩序，在反叛精神上两者又表现出相统一的气质。吕约擅于在相悖中归纳统一，在统一中发现缝隙。

　　接着，将诗人和学者长处结合在一起的吕约再次发力，从2006年世界杯决赛齐达内的犯规而延伸到文本中人的非理性现象。球员作为高度商业运作下的产品，像一台只会奔跑的机器一样取悦着亿万观众，是齐达内的脑袋撞毁了这个逻辑，他失去了比赛，却赢得了个人意志的胜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里的主人公正是用不停的追问去攻击利益世界，在他看来，撞击的可能性是头破血流，而遵从的可能性则是行尸走肉，是死亡的开始。安娜·卡列尼娜突然被非理性所裹挟，决心走向死亡，《局外人》里的莫尔索开枪射击了不相干的阿拉伯人，这些非理性的冲动与荒诞的行为，在号称最被商业理性操控的世界杯赛场上，在以优雅著称的完美男人齐达内身上发挥到了极致，他撕裂了机器人的外衣，亿万观众只看见他落寞的背影，可谁知他内心不是为回归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在偷笑呢？

　　吕约在第一部分中通过对当下文化现象的分析，牵引出许多国外经典文本。第二部分，吕约的箭射向了当下现实，但勾连起了古代社会文化，直剖中国文化隐疾。她从偏头痛的病症里，看到了中国男人的分裂，进而看到儒家和道家文化调和的失败。曹操是一个绝妙的例子，正常时他是一代枭雄，一旦偏头痛发作，就变得虚无，失去判断能力，最后失去了大好河山。吕约选取女性的面膜来描绘当代女性不停“变脸”的情况，她们被大众媒介所操控，拼命扮演着媒介上所宣扬的各种女人形象：一会儿是好妻子，一会儿是好妈妈；一会儿独立自主，一会儿娇小可人。摘下面膜的过程不是真实面孔的焕发，而是腐化死亡，女性要靠每天敷面膜来追上时代的瞬息万变，而真实内心已随着那张在垃圾桶里的面膜被随意丢弃。

　　第三部分《美丽新世界》里，吕约凸显了多重身份中不变的女性特质，开始关注美的东西。但这不是一本完美女性速成指南，吕约将时尚和权利、名牌和道德、人工和肉体放在一起讨论。她质疑我们追赶潮流穿上紧身裤时，束缚我们的不是紧绷的布料，而是时尚工业和传媒相联合背后的政治经济宏观权力。在追随名牌的同时，人主动放弃了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里的权力，生活被时尚广告所填满，甘愿沉浸在蕾丝花边勾勒出的美丽新世界里，凝视着绝伦的奢华之物，陷入一场无果的单相思里。

　　《戴面膜的女幽灵》是本让人过瘾的书，一个美丽的女性举起弓箭优雅地射向现实的裂缝，又拿起知识理性的手术刀深入浅出地解剖，不甘寂寞地回想起曾深刻影响过自己的那些经典文本，还不时发出幽默风趣的笑声。它既不是那些学院批评家古板的道德说教，也不是新锐专栏家的油腔滑调，而是带着诗人的智慧和学者的思辨性，又调和着女性的敏锐和细腻。

　　如若说本书还有遗憾，则是吕约写得实在不够多，她对语言的洁癖使她无法放纵自己洋洋洒洒，而把每篇文章都深刻浓缩，于是造成了本书头重脚轻的局面，导致“文学与城市”这个章节还不够舒展。(霍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