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东长篇小说《一座塔》回望历史的精神之塔

　　如果你认为《一座塔》是一部抗战小说，那么你错了。

　　确切地说，它不过是笔涉抗战。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那些抵抗和背叛，都只是小说家刘建东推衍情节、演绎命运、表达内心的背景而已。这里，没有预设一个“国家与战争”主题缘起，更没有强调政治正确下的单一道德审判。刘建东把这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最终政治选择的战争，这场对民族、国家生死攸关的战争，转化到了个人命运、个体灵魂的层面来考量、猜度、审视。

　　鬼子来了。带着刺刀、枪炮以及巨大的侵略野心，恶狠狠地践踏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身处抗战年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无可逃避地身临其境，无可避免地要同这场战争发生联系，直接或间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救亡图存成为时代话语的中心，甚至惟一。所以，很长时间里，我们关涉抗战的小说中，对于那个风雨飘摇、兵荒马乱的复杂时代的叙事，屏蔽着丰富和多义；曾经，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那个时代尽管惨烈，却也是明白而清晰的：不外乎忠诚与背叛、抵抗与投降、英勇奋战与奴颜婢膝……敌我分明，善恶对立。但事实却没这么清晰，没这么明白，也许那种压倒一切、统摄一切的民族主义立场遮蔽了很多真相。套用福柯的一句话，重要的不是历史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历史的时代。抗战，作为中华民族最刻骨铭心的经历与记忆，没法忘记，更需时常提起，它尤其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和题材。从抗战爆发至现在，不时有写作者站在某一个历史时刻回望和讲述这段岁月，而且，每一次回望，都会有基于当下所产生的关注焦点与讲述视角——它们多为宏大叙事，多在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认识下依照惯性书写。当然，这种抗战书写自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但我仍然想说，也许，我们可以试着换个写法。

　　当然有作家在不断尝试“去同质化”的书写。比如我阅读视野内读到的《零炮楼》《笨花》，比如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以及我正在试图评价和阐释的《一座塔》。小说以第一人称追述的方式，从1940年的春天开始，讲述张氏家族在一个特殊历史年代的分崩离析。东清湾和A城都被日军占领了，分别身处东清湾和A城的张家二兄弟选择了背道而驰的道路：哥哥张洪庭为了延续家族的显赫，让两个儿子分别出任敌伪要职，成为日本人维护统治秩序的利器。而弟弟张洪儒在日本人占领张家祠堂后，在他所笃定的谈判方式被拒绝后，退守石屋，与世隔绝，他的儿子张武备则成长为抗战游击队的传奇英雄。鬼子来了，谁也躲不掉要直面这场战争。战争所带来的不仅是山河的破碎与屋厦的倒塌，更是人的精神场域的沦陷和价值世界的轰塌。祠堂被占领，就是对张家两兄弟精神的摧毁——我们都知道，在传统的乡土伦理下，祠堂意味着家族的精神信仰。于是，兄弟两人一个在A城日夜赶工、不顾一切地致力于修建一座旷世奇塔，另一个在东清湾密不透风的石屋中对峙日本人，一言不发，靠想象来重建家族祠堂。就如作者所说，“他们隔着广袤而伤心的土地，郁郁葱葱的平原，战火中的硝烟，在互相审视着对方”。

　　接下来，刘建东并没有基于这种背道而驰的选择而进行一种二元对立、褒贬分明的战争讲述。如此的人物设置，并非是为了预设正反面主角，以实现一个精彩曲折的斗争故事。在作者笔下，张洪庭、张洪儒兄弟，张武厉、张武军、张武备，以及革命者老杨、黄永年等人物，都没戴上绝对化的脸谱和标签，他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环境和逻辑里求证着基于自身立场的合理性。但是，在抗战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个体本该具有的合理、必然的欲望、需求、观念，有时会显得那么不合时宜，甚至荒诞。张氏兄弟及其子女在入侵者面前截然相反的选择，是不同的灵魂，在特殊历史时期、在极端环境下的显形；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在逼仄的现实中的自我分裂。“他们对此事件的反应就如同他们各自的生活一样，无法统一，无法雷同，实际上，早在若干年之前，他们就对某些事情有了迥异的看法。那不是时间所能决定的，国家、祖先的荣耀、毁灭、绝望……”日军的入侵，是我们民族肉身和灵魂的伤痛，更是乡土中国的巨大传统面对现代化时始于内部的分崩离析。

　　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我们为什么要有小说？为什么要经由小说去触摸某一事件、某段历史？不是为了更清晰，而是为了更模糊，确切地说是为了模糊之后的更清晰。历史是由无数卑微的生灵组成的，是由无尽的小事件循环往复推动着前行的。但往往，我们的历史常常忽略细节与卑微，它的脚步太宏阔，每一次迈步，都抹去了太多生命的鲜活。于是，我们才需要文学的介入。面对历史，小说家应该提供的是个体的眼光，而非公共视野、公共经验中的历史。经由《一座塔》的叙事，“抗战”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个章节、词典里的一个名词解释，不仅是屈辱和英勇，在刘建东笔下，“抗战”历史变得血肉丰满、面目模糊起来。模糊之后，却显得更加清晰。

　　《一座塔》尽管只有短短20万字，却是一部读来劳神费力的书。它字里行间打着埋伏，意蕴含量大，却又言辞闪烁。总之，读它的时候我不得不慢下来，耐着性子，跟随作者一起回到20世纪40年代的东清湾和A城，一起闯进张家大门 ，一同走进人物的灵魂深处。

　　小说的叙事视角一度令我迷惑。小说的叙述者“我”是故事中张家的第三代后人，追述了家族前辈在抗战期间的悠悠往事。这个“我”站在当下，站在岁月的前置最高点，作为一个抽身其外的叙述人回望家族的过去，讲述着姥爷、舅舅、母亲、姨妈那些前尘往事。第一人称的叙述优势被作者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这种叙事视角里向读者痛快淋漓地输出着自己的观察、发现、质疑与追问。而第一人称的遮蔽性、局限性，在这部小说中又似乎未对作者产生有效的局限和制约。刘建东无所顾忌，破坏着既有的视角法规，他的第一人称，似乎可以忽而与人物贴身切骨，合二为一，忽而又置身事外、全知全能。我不由得疑惑：这样可以吗？又或者，作者何以要这样？

　　我试着自解其惑。小说中除了“我”的视角，还有两个补充视角，一是亲历者“母亲”的回忆，一是同时代的记录者《平原勇士》。和“我”不同，他们提供了缘于不同文化、身份、时代而异的眼光。这使得小说获得了几种视角之间的交叉可能。在这三种视角的介入、关照、讲述中，这些视角间的缠绕、矛盾、相互印证和互相抵消，最终所形成的叙事效果则是让那一个时代与身处其中的人和事，更加地扑朔，爱憎越发没那么分明，判断越发没那么决绝。同戏剧、影视等叙事作品相比，小说具有自由运用、转换视角的最大自由度和可能性。在叙事视角上做文章、下功夫，成为小说技术的一个重要部分。我想，选择何种视角，既是包含作者对主题的深思熟虑，有时也和作者叙事感觉的寻找有关。具体到这部小说，刘建东想要触摸的是大写的历史下个体的血肉与灵魂，他想要呈现的并非完整清晰的历史事件和曲折波澜的战争故事。也许这种精心营造的叙事效果，正是他的目的所在——带领读者远离那条奔向明确评判和清晰结局的大道，曲径通幽去无限地接近人，久久地徘徊在人的周围，理解他，先于评判和断定之前。

　　不过，这种视角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往事中人物的内在视角。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作者的眼光，而没能触到每一个人物彼时彼地更具体、更真切的目光所及。讲述者“我”并未在故事中担当角色，没有“我”的参与，故事也可以独立成立——作为追述者，我所讲述的本就是已经安放在历史中自洽的段落。但是，我们很快会发现，这个第一人称叙述人的设置，根本不是为了最大化、最有效地实现阅读的代入感和现实感，恰恰相反，“我”是一个破坏性因素——对一气呵成的阅读快感的破坏，对牵肠挂肚的阅读共鸣的破坏——“我想，就让黄永年，这个冲动的年轻人的形象从这里结束吧。结束，可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遗憾，因为我想要了解这个年轻男人的东西太多了，到此为止吧，他要消失了。他的消失是以错愕和深深的迷茫为借口的”；“已经很晚了，一个重要男人的登场真的让我迫不及待了……他要回来，他一定要回来，他的消失会以另外的方式回来”。

　　小说中多处出现这样的“破坏性”语调，“我”强作了上帝，对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布莱希特在自己戏剧实践中，倡导和致力于实现一种“让观众看戏，但并不融入剧情”的间离效果和陌生化效果。刘建东似乎也有此意，他讲故事给我们听，但同时不允许我们听得太全神贯注，他要时不时地跳出来阻止读者“听评书落泪、为古人担忧”的投入，他致力于把读者同人物、故事疏远，破坏可能产生的感同身受。我想，这除了是一种叙事策略之外，其实更多携带着作者对于世界、历史的哲学认识与思考，也是其文学价值观使然。

　　此外，刘建东的小说中埋伏着丰富的意蕴和巨大的文学野心。他一度是高产的活跃作家，大量刊发的中短篇小说，接二连三出版的长篇《全家福》《十八拍》《女人嗅》等。然后他开始减速，很久不曾拿出一个作品，偶尔才发表一个短篇。那时我便猜测，他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不满、困惑、焦虑，同时在酝酿更大的文学野心。面壁十年图破壁，终于，长时间的积累、酝酿，对各种重大命题的思考，对小说艺术的探索等等在《一座塔》中得到了爆发和奔涌。

　　他想要成为一个极具魅力的叙事者，想要制造一种高识别度的叙事声音。《一座塔》中的语言，不再是《全家福》《十八拍》里的简洁和简练，它开始变得华丽、音调高亢、枝繁叶茂、丰盈饱满。不是那种讲故事的碎碎念，而是吟唱史诗的咏叹调。他一向是克制审慎的作者，而在《一座塔》中，他放纵自己，恣意、华丽、丰饶起来，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叙事本身成为着叙事的目标和目的。这种叙事语言赋予小说一种特别的审美质地，话语本身就携带着一种面对历史和生命的个体性的思考与表达。罗兰·巴特说，文学就是用语言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在这种语言的飞扬和恣意下，刘建东试图整合自己关于历史、文化、民族、生命、人性、灵魂等等重大命题的深度思考，厘清小说写作者关于真实与虚构、文本逻辑与现实逻辑等等艺术尺度的权利与权力。

　　我所说的野心，还来自刘建东经由这部小说的写作，在为先锋招魂。在大多数晚生代小说家那里多多少少还能看到先锋文学的影子，它的气味或隐晦、或明显地穿梭在字里行间。而面对先锋文学的遗产，后来写作者们的继承其实是各有选择的。刘建东经由马尔克斯开始阅读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他笔下的小说世界总是一个看似荒诞的存在，他似乎更笃信经由荒诞而迫近存在的真实。今天，在一个先锋大师纷纷表示回归文学现场，开始强调完整故事、典型人物时，刘建东依旧是历久弥坚的先锋写作者。先锋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找回，一种对真正的文学传统和文学语言的找回。刘建东没有、也从不曾高声大气地主张过什么理论或概念，他一直保持着极大的探索热情，极大的挑战兴趣——这挑战，既面对自我的叙事惯性，更面对流行的写作腔调。

　　如果说小说有什么毛病的话，它们其实也正来自上述的野心。刘建东在写作《一座塔》时，似乎比之前任何一次写作都更跃跃欲试和急不可耐。他卯足了劲、运足了气，他把自己多年间的经历、经验、阅读和思考，在这部小说中太放肆地奔涌了。所以，我们在阅读中有时能寻得作者用力过大的蛛丝马迹。(金赫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