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李必达被调到广州军区司令部当秘书,10天后,他就被调到了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身边。第二年3月24日“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经林彪抗议,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当了总参谋长,李必达随黄永胜进京,被调到军委办公厅,继续当黄永胜的秘书,那年他27岁。
过了没多久,李必达就发现自己跌进了是非的漩涡。江青和林彪两大集团,为了共同的夺权利益,时而勾结,时而对抗,搅得鸡犬不宁。在李必达眼里,其所作所为许多都是违背党章和军队纪律的。但是作为秘书,首长交待的事情又不能不办,想脱身都难。李必达觉得此处不能久留。有一次,李必达就向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提出:“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基层待的时间太短了,别说懂得作战,就是带部队我也不懂,我当不了总长的秘书,是不是把我下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个时期?”
李必达想以此借口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项辉芳说:“你下放锻炼的要求我同意。但你要听首长的安排,可以到北京卫戍区作战值班室去锻炼,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向首长报告。”
很明显,这是要把李必达作为一个钉子安插在卫戍司令温玉成的身边。想到这一层,李必达心里的话脱口而出:“北京卫戍区是警卫毛主席党中央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的,我不能去,去了是要犯大错误的。”
项辉芳安慰道:“你不要担心,我找人把你安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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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尹家民著《红墙知情录》,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