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周恩来修复对外关系

　　“文革”开始后，新中国外交一度跌入了一个严寒的冬季。

　　在这个严寒的“冬季”里，康生、江青一伙凭借权力，控制舆论，插手外交工作，把极左思潮煽惑得像一头怪兽，上蹿下跳，使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创的新中国外交工作的良好局面迅猛地滑向悬崖。

　　1967年6月，康生给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外交工作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大帽子。

　　他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说：“最近我看了一些文件，发现不是三和一少的问题，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这顶大帽子给外交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力。

　　周恩来一直是主管外交的。对康生的这一诬蔑，他曾当着康生的面表示过不满。他说：“外交部总的政策不仅是我兼外长的时候，就是陈毅做外长，也要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讲的，主席讲了，我们才办具体事项。”

　　面对周恩来的质问，康生支吾着推说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否定了新中国17年的外交，康生他们主张的那一套是什么呢？康生等人说：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斗字当头，不怕断交。于是，各种各样的胡闹盛行开来。

　　中国的外交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作为政府总理、举世公认的外交家周恩来，三年之内竟没能安排过一次正式出访。来中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也大大减少。

　　与此同时，在国内，在极左思潮煽动下的造反派也制造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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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陈扬勇著《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