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班禅：我没有死掉，是周总理的恩德

　　1978年2月，全国政协召开五届一次会议，笔者担任小组秘书工作。

　　在会上，所有委员都无一例外地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缅怀毛主席、周总理的离去，不少人讲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听者也热泪盈眶，甚至泣不成声。班禅大师一直动情地倾听着，但他却迟至会议进行到一半，才向组长表示要发言。他用低沉的语调说：“我在‘文革’中没有死掉，能活着出来，现在能同大家在一块开会，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德，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想着我，关怀着我……”班禅的话刚开了个头，就说不下去了。他双手捂着脸，头慢慢低下。组长只得宣布，请班禅委员休息一下，别的委员先发言。

　　这天晚上，我走进班禅的那间小房，听他细说白天在会上没有讲完的往事。这次谈话进行了3个晚上。

　　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

　　班禅说：“关于我的《七万言书》，说来话长。就形成的时间说，从1960年至1962年，最早的提纲和蓝本是我同李维汉同志的《谈话纪要》，这是1960年的事；至1962年上半年先后召开人大、政协和民族工作会议期间，我在《谈话纪要》的基础上，经过更广泛的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在会议上作更系统的发言，然后写成文字作为向中央汇报的材料，即《七万言书》，题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从内容上说，《七万言书》包括了平叛斗争、民主改革、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统一战线工作、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宗教问题、民族工作问题等8个方面。《七万言书》着重点是批评了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在开始时，我的这种积极性曾受到鼓励，但后来情况大变，我的《七万言书》也就变了性质。1962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李维汉受到严厉批评，被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自1962年底开始，我在西藏受到严厉的批判，《七万言书》的命运与彭德怀的《万言书》相似，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因为我不服而抗争，后来又整出个‘班禅叛国集团’。这些事都发生在1963年至1964年的西藏。至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李维汉同志也被免去了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至于周恩来总理在1962年至1965年这个时期对我的保护，我是稍后知道的。首先是他亲自关照，让我于1964年底离开拉萨，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他担心我在西藏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我到北京不久，周总理又让我住进已故沈钧儒副委员长的寓所，独门独院，有专用车辆，贴身随从，生活上给我优厚的照顾，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

　　(摘自《民主人士》，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