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指示”

　　“文革”中，《毛主席语录》是人人必备的工具，无论到哪里，都有用处，如果不备，会遇到许多麻烦。譬如，从上海乘火车到长沙，那时没有什么暮发朝至的快车，在火车上要度过一天两夜或两夜一天。因此，列车员便要把车厢变成“毛泽东思想大课堂”。每天早晚，照例要“早请示、晚汇报”。请示汇报之前，照例要念几段毛主席语录。这时，列车员便会站在车厢一端，摆起架势，挺胸抬头，手执《语录》，右臂平抬置胸前，大家立即起立，如法炮制，并在列车员带领下翻到某一页。然后，列车员高呼：“最高指示——”于是，大家齐声朗读。这样的朗读，每每要四五段、五六段方告结束，这才各自默声或喃喃“请示汇报”。那情形颇似基督徒的饭前祷告，感谢主赐予恩惠。但不敢说，若是说出来，车厢便可能成为“大批判的战场”。

　　在“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学后，我所在的学习组每次“学习”，若是工宣队员主持，起始念语录不过四五段，而教师中的头头主持学习，领读语录要多到十段甚至十数段，每段念完，还要手挥语录，有节奏地领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后来我到山沟沟里的军工厂，这样的“三呼万岁”，在工人和解放军中反倒几无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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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世纪》2012年第4期陈四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