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我妻子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我灌输革命道理。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你那个同学叫什么?”“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过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
…………
(摘自《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