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陈独秀为何仍连任总书记

　　揭开中共四大会址遗址之谜

　　中共四大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据查，中共四大会址原址于上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战争中已毁于炮火，被夷为平地。解放后，中共四大会址遗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据现有的资料反映，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发函给武汉大学李达、江西省委党校、中央文化部等多处，并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又访问了中央商业部财务司庄文恭、全总女工部长杨之华等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人物，主要查访中共四大会址原址和出席代表，留下了10多份书面调查或访问资料，由于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中共四大会址遗址仍下落不明。十年“文革”，许多当事人的去世，使中共四大会址遗址的查找，更成为一个难题。

　　在查找中共“四大”会址时，郑超麟是个关键人物(当年，郑超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四大召开时，由大会秘书长彭述之指定其担任记录——编者注)。郑超麟在《郑超麟回忆录》和《怀旧集》两本书中都回忆了中共“四大”的经过和意义。《怀旧集》中收录了郑超麟1980年1月7日在上海历史研究室的讲话：“我是这次大会的记录人，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今天，出席的代表还有人活着，列席的同志也有人活着，但即使他们写材料也不会比我更详细”。他在回忆中共“四大”会址时，写道：“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房子是背靠铁路，面向北四川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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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李颖著《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