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邓小平的子女曾回忆,邓小平“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特别是《资治通鉴》,家里有两套,其中一套是线装本。《资治通鉴》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应该叫熟读。”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毛毛写道:“父亲特别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中外古典名著、历史人物传记、时势评论专辑乃至整本整册的二十四史,他通通都喜欢读。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还是《资治通鉴》。”有两个时期邓小平读《资治通鉴》最多,一是20世纪60年代初,一是“文革”中他在江西的岁月。
邓小平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初多次阅读《资治通鉴》?联系当时实际,其实并非偶然之事。
1959年3月,西藏发生的武装叛乱打乱了中央原定的1962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计划。同时,西藏工委对西藏可能出现的困难估计不足,认为翻身农奴革命热情高,听党的话,容易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想尽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工委于1960年7月发出了《必须彻底进行土改复查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分工委要选择几个试点办农业合作社,一些互助组也根据通知精神搞起了明组暗社。这种急欲超越西藏社会实际的做法很快暴露出其弊端,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由此委派国家民委副主任杨静仁带领工作队去西藏,帮助西藏工委检查纠正工作中“左”的偏差。
…………
(摘自《党的文献》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