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7日,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来到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请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将关于安徽“责任田”的一份材料转送毛泽东。
田家英并不赞成包产到户。看到材料里讲到,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家庭,特别是孤儿寡母,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困难,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致信毛泽东说:“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下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
田家英的信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他立即将这份材料和田家英的信批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的书记看。有人赞成田家英的意见,但陈云却不以为然,他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该允许人家试验嘛!”
3月15、16日,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情况。毛泽东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过了几天,他又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但很快,安徽的“责任田”就不是小范围,而是大范围了。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邻近的一些省份听说安徽搞了“包产到户”,也要求仿效安徽的办法。
毛泽东寻求解决平均主义的办法
7月,曾希圣又向途经安徽蚌埠的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
毛泽东说“可以多搞一点”,并不是表明他已经认同了“责任田”,而是此时,他正在为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寻求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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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26期罗平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