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团(许锋)

　　对部队大院，我是熟悉的。就像一些孩子熟悉农家小院、四合院、居民大院、机关大院。说到部队大院时，我的目光如春天的阳光一般温煦，它让我想起苍茫的北方，快乐的童年，无忧无虑的小伙伴，白桦木围成的墙，一米深的积雪，解放牌大卡车，当兵的叔叔，叔叔们的女人——孩子们的阿姨。

　　大院在吉林，白城。吉林是省，白城是市。离开东北的三十年间，我极少听别人说到这个地方，除了我们一家人。如今父亲不在了，那一段生活也好像越来越远，我想牢牢地抓住它，怕它像南方的骤雨粗暴地冲刷我的记忆。

　　大院不在闹市区。大院又分两个院，前院住的是兵，后院住的是家属，前后院之间隔着一道大门。大院里住的是汽车团的人。我们也是汽车团的人。团的概念，小孩子哪里懂，更不懂得什么叫建制。只知道团长的官很大，很威武；政委的官也很大，也很威武。我们没见过团长和政委，只从父亲嘴里听说过；或者见过，但只是叫一声叔叔，记不住他们的官衔。孩子们的父亲，毫无疑问，都有一官半职，能把家属带到部队大院且能让他们成为大院里的常住居民，他们的父亲先要当很多年的兵，要从士兵成长为干部，要在干部岗位上干够年限。在那个火车最高时速只有每小时六十公里的年代，去一个地方要转好几次车的年代，天南地北，几千公里，等待是漫长且熬人的，故乡的女人和孩子们都望眼欲穿。所以，从进入部队大院起，女人和孩子们对大院的热爱是来自骨子里的，尽管“爱”说不出口——不说，更爱。

　　我们爱车。汽车团车多，一色儿的军绿，在阳光下齐齐整整地排列着，很威武。战士开着车稳稳地驶出营门，穿越城市，去要去的地方，更远的地方，去边疆。一辆车，十辆车，几十辆车，数百辆车……从某个季节启程，到下一个季节，再下一个季节，翻过年的某一个季节，再挟一股风雪沧桑浩浩荡荡地回到营房修整，期间遇到什么，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是季节的变化，春暖花开，赤日炎炎，秋阳高悬，大雪纷飞；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是在上学和下学的路上，尤其是冬天，在没膝的冰雪中回大院的路上，望见“军绿”，都会停下，站在路边，注视着它开过来，开走，开远。漫天飞舞的雪几乎迷住我们的眼。我们隐隐约约能看见开车的兵，戴着驻寒区部队才有的皮帽子，车厢的帐篷被风掀开一角，里面也坐着戴皮帽子的兵。父亲有可能在某一辆车上，他是军医。孩子们的父亲都有可能在车上，张叔、潘叔、李叔、任叔、王叔……头顶着五角星的军人不会一直待在营房里。所有的女人和孩子们，在男人和父亲离开营房的日子里，心是一直悬着的，像秋夜高悬的月，像悬在半空的刀子，像白桦树尖悬着的雪；耳朵格外灵敏，不是听乡村土狗的叫，不是听夏夜的蝉鸣，不是听秋雨的寂寥，不是听雪地里麻雀觅不到食的叽叽喳喳，她们有限的听力被自己无限放大，试图捕捉远方的一切声响，枪声，来自大院的女人们关于边疆的一切可能毫无根据的嘈嘈切切的议论。是的，连幼小无知的我们有时都会听说祖国的边疆有敌人在捣蛋。

　　那时我们很幼稚和懵懂，对于这个团的一切一无所知。只看到父亲给老家写信，老家给我们写信，信封上有五个数字。并不知道那是部队的番号，就像现在我们的身份证，一个人一串号码，一个部队一个番号，很少能看到汽车团的字样。

　　但它是真实存在的。它经历过战火。上过刀山下过火海。它跨过鸭绿江。它在漫长的国境线上不知疲倦地穿梭，运送弹药……如果我在童年就知道这些，我可能会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童年的理想可能会沿着大院外墙跑一圈，再拐进大院的门。

　　“真相”于三十年后由一位老人道出。我和老人相遇在南方的春天，一个草木清新蓊郁的季节。老人说，在白城，你小时候我见过你。老人紧紧抓住我的手，我也紧紧抓住老人的手。我们眼里都含着泪，但努力没有让它流出，他是军人，我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我们都很坚强。他说，我没有给你带什么东西，送你一本小册子，你一定喜欢。

　　一本《简史》。封面的图片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敌机在上空盘旋，投弹。一辆辆军车在枪林弹雨中穿梭。

　　这是汽车团的《简史》，也是第三十七团的《简史》。竟然，我们童年生活的大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三十七团团部，第三十七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第一支汽车部队。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尘封”的历史，仿佛回到童年，又从1976年的某一个节点“回溯”第三十七团的前世今生。

　　1946年9月，东北战局处于敌我相持阶段，根据作战需要，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在哈尔滨市成立汽车团(即三十七团的前身)。

　　1947年下半年，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新阶段，汽车团在东线执行攻打吉林、四平等地的战略运输任务。

　　1948年9月，汽车团“火速南进，支援辽西战役(即辽沈战役的序幕)”。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汽车团奉命入朝作战，编为志愿军暂编汽车一团；它也是1958年4月最后一批撤回祖国的志愿军部队之一。

　　……

　　一支走南闯北军功卓著的队伍。一个响当当的牌子。

　　我瞬间羞愧难当。竟然是三十年后，我才了解那个番号的意义，才了解自己的父亲，了解面前的这位老人。而父亲已经走了。像父亲的这位老人，是带着一缕斩不断的情缘找到的我。我像扶着父亲似的扶着老人徜徉在南方和煦的阳光里。他有时停下脚步，温和地看着我，目光恬淡。他看着一个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如同以前父亲看我的目光，充满温暖和爱怜。他说起汽车团时两眼蓄着一股泪，声音里夹杂着哽咽，我们彼此都能感受到来自北方那个大院历经三十年丝毫没有消融的情怀。

　　那虽然是“既和且平”的年代，但“天灾”“人祸”不断。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汽车团接到紧急命令，两小时内分别从白城、赤峰出发紧急前往灾区救灾。1979年，汽车团按照命令进入紧急备战状态——我们这些傻傻的孩子啊，现在才知道那驶出营房的车，路上疾驰的车队，是去解救危难中的人民；那无畏风雪的军人，是去边疆，参加战斗，保卫祖国。他们有的竟一去不返。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眼泪为那些可爱的叔叔，那些飘逝的英魂而流。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未说过打仗的事。部队的事，在家里不能说，是纪律。但父亲后来配过一把枪，“五四式”手枪。我不敢摸，更不敢动。他擦枪的时候，我们站在旁边看。一粒粒金黄的子弹闪烁着光泽。他一拉枪机，“咔嚓”一声，很清脆，很响亮。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枪，威武厉害的枪，神气的枪；了不起的父亲。和母亲一样的女人们看到枪，会担惊受怕，她们知道军人的天职和使命，她们祈望我们的父亲好好的出去，好好的回来。她们不会说“和平”这样伟大的词语，但她们最祈望和平。只有外面和平，大院才能和平。

　　我想问老人见过我几次，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很调皮。我们那些孩子啊，偷偷地爬过停驻的军车，溜进战士的营房，去报废的停车场找“破烂”，冲站岗的哨兵做鬼脸。但是，我们一次都没有打过枪的主意，我们是军人的孩子，偷枪，就是要父亲的命，要军人的命。

　　我们的童年没有五颜六色那般好看。在短暂而又漫长的日子里，我们无一例外地喜欢绿色。我们常穿绿色的衣服，街上特别流行军绿。戴“军帽”，帽子上也别五角星。母亲们给我们做的“军装”，有两个兜，两个兜的衣服是战士的军装，我们是大院里的小战士。

　　分别的时候，老人说，三十七团后来虽然裁撤了，但是，三十七团的人还在，三十七团的孩子们还在。

　　老人的声音陡然坚硬起来，在半空回旋，一树的鸟扑簌簌地飞向天空。

　　老人叫李晨旭，是三十七团最后一任政委。他们有一个“群”，叫“汽车第三十七团战友群”，“群里”有一百五十多个兵；“群外”还有一百八十多个兵，不会用智能手机，正在学习。